我就近停下，挥手示意他们把车移开。这时转播车的车门开了，一个穿雨衣的摄影师跳了出来，挡在我前面，另一名记者拿着麦克风跟在后面。我把车窗摇下几英寸。
“让开，”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占了我的车位。”
他们毫不在意，此时又有一人举着镁光灯下了车。我呆坐在车里，气得浑身僵硬。记者挡住我的车门，将麦克风从车窗缝隙塞了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否认为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再度出手了呢?”她高声问，摄像机亮起，灯光灼灼。
“把车子挪走。”我直直瞪着她和摄像机，语气冰冷强硬。
“你们又发现了一具残骸，是吗?”她又把麦克风凑近些，雨水顺着她的兜帽流下。
“我最后一次要求你们把转播车开走。”我的口气像个即将宣判蔑视法庭罪行的法官，“你们侵犯了我的权益。”
摄影师把镜头拉近，从各种角度取景，刺眼的灯光闪个不停。
“它是否也被肢解，就像其他……”
她在我摇上车窗的瞬间抽走了麦克风。我摇着变速杆开始倒车，一群人仓皇退让，闪避我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轮胎一阵打滑，我在转播车后面停车，将它夹在我的奔驰和大楼之间。
“等一下!”
“喂!你不能这样!”
下车时我看见他们脸色发青。我没有打伞，直接跑进大门，然后上锁。
“喂!”抗议声在持续，“我们的车出不来了!”
大楼入口处停着那辆栗棕色的特大型公务车，车身上凝结的水珠滴落在水泥地上。我打开另一道门踏进走廊，一边环顾四周，看有谁在。白色瓷砖墙壁洁净无瑕，空气中充满工业用强力杀菌剂的浓重气味。我走向停尸间办公室时，巨大的不锈钢冷冻室门忽然打开了。
“早上好!”温格说，带着惊讶的微笑，“你来得真早。”
“谢谢你把公务车开进来，没让它淋雨。”我说。
“据我所知没有新案子的受害人进来，所以认为把它停在大楼内应该无妨。”
“你移动车子时看见外面有人吗?”我问。
他一脸困惑。“没有啊，不过那是大约一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温格是唯一一个通常比我先到办公室的助手。他举止轻快，极富魅力，拥有漂亮的五官和蓬松的深色头发。他略有洁癖，总是熨烫自己的工作服，每周清洗好几次公务车和验尸车，并把不锈钢擦得像镜子那般发亮才肯罢休。他负责维持停尸间的运作，工作时总带着军人般的精确和自豪，绝不容许这里的任何人有丝毫疏忽或怠慢，因此没人敢随意丢置危险废弃物，或说些对死者不敬的玩笑话。
“掩埋场的受害人还在冷冻室里，”温格对我说，“要我把它拖出来吗?”
“等讨论后再说吧，”我说，“冷冻得越久越好。此外，我不希望任何人随便进来窥探。”
“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说，好像我在暗示他玩忽职守。
“我也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名职员好奇地逛来逛去。”
“哦，”他眼里闪过一丝愤怒，“人心难测。”
他永远琢磨不透，因为他不同于常人。
“麻烦你提醒保安人员，”我说，“媒体已经闯进停车场了。”
“不会吧?这么快?”
“刚才我停车时，第八频道的记者就在那里堵我。”我把我的车钥匙交给他，“让他们待几分钟，再放他们走。”
“什么意思，放他们走?”他眉头一皱，看着手上的遥控车钥匙。
“他们就待在我的停车位。”我朝电梯走去。
“他们怎么了?”
“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进了电梯，“如果他们敢动我的车，我就告他们非法入侵和恶意毁损财物，然后请司法部长办公室打电话给电视台总经理。我可能真的会起诉。”我隔着正在关闭的电梯门笑着对他说。
我的办公室在综合实验大楼的二楼。这栋大楼建造于七十年代，很快就会被我们和楼上的科学家舍弃。我们最终在布罗德街新成立的生物科技园区找到了宽敞的办公用地，那里距离万豪酒店和大剧院不远。
大楼建造时，我曾花费不少时间讨论内部细节、蓝图和预算等问题。多年来我视为家园的地方如今一片凌乱，走廊里堆叠着一排排纸箱，职员们都懒得把文件归档，因为所有物品迟早都得打包。我避开越堆越多的纸箱，穿过走廊走进办公室，办公桌一如往常像经历了一场雪崩。
我又查看电子邮箱，暗暗期待收到另一份匿名邮件，但没发现任何异状。我过滤着邮件，间或发送简短的回复。那封“死医客”的邮件静静等在收件箱里，我忍不住又一次打开信件内容和附件照片。我太过专注，根本没听见罗丝进来。
“我觉得诺亚最好再造一艘方舟。”她说。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她正一脸担忧地站在我们两个的办公室之间的通道上脱雨衣。
“我不是故意吓你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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