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得像个榔头。”走出一段距离后，马里诺说。
“她只不过在尽自己的职责。”我回答。
“对了，”他说，“我们明天上午回来，这就是说，除非你打算花一整天检查那些骨头，否则我们应该有不少空闲时间。”
“你可以自己去优雅园，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另外，这里是非吸烟区，”我在登机门处的候机区选了个座位，“如果你想吸烟，请去那边。”
他环顾周围候机的乘客，然后回头望向我。
“你知道吗，医生，”他说，“你的毛病在于痛恨享乐。”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早报，摊开。
他在我身边坐下。“我敢说你一定从没听过埃尔维斯的歌。”
“这怎么可能?电台、电视……连电梯里都在放他的音乐。”
“他是音乐之王。”
我从报纸上方瞟了马里诺一眼。
“他的嗓音，他的一切，没人比得上。”马里诺着迷地说，“我是说，他就像你喜欢的那些古典音乐和画家一样。这种人几百年才会出一个。”
“你把他和莫扎特、莫奈相提并论了。”看腻了本地政治和经济新闻，我换了个版面。
“有时候你实在是目中无人。”他气呼呼地站了起来，“也许你该考虑去我说的这些地方看看。你见过我打保龄球吗?”他低头看着我，一边掏出香烟，“你什么时候称赞过我的车子?你和我一起去钓过鱼吗?你到我家吃过饭吗?没有，每次都是我去你那里，因为你住的小区更高级。”
“你若下厨，我就会去你家。”我盯着报纸说。
他气愤地大步走开，我感到陌生人的目光朝我们投来。他们大概以为马里诺和我是一对相处不睦的老夫老妻。我忍住笑，又翻过一页。我不但会陪他去优雅园，还打算今晚为他买些烤肉。
由于里士满没有直达除夏洛特以外的任何地方的航班，我们必须先绕到辛辛那提转机。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孟菲斯，入住皮博迪旅馆。我申请了政府补贴的每晚七十三美元的出差住宿费。马里诺四下打量，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饰有彩绘玻璃和一座浮着野鸭的喷水池的大厅。
“上帝，”他说，“我从没见过旅馆里养野鸭，可这里到处都是。”
我们走向餐厅。“野鸭餐厅”的确名副其实，玻璃橱里展示着野鸭艺术品，墙上挂着野鸭绘画，服务员的绿色背心和领带上也有鸭子图案。
“楼上有个鸭子广场，”我说，“每天他们都要铺两次红地毯，并播放苏萨[3]的音乐迎接它们。”
“不会吧。”
我让服务员为我们安排一张两人座餐桌。“非吸烟区的。”我补充道。
餐厅里坐满了来这里参加一个不动产会议的男女宾客，个个佩着大型身份牌。我们离他们很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阅读的报告，听见他们的商谈。我点了新鲜水果切盘和咖啡，马里诺则照例点了烤汉堡拼盘。
“五分熟。”他对侍者说。
“五分熟?”我望向他。
“是啊，是啊，没问题。”他耸耸肩。
“会感染出血性大肠杆菌，”侍者离去后我对他说，“相信我，这不值得。”
“你从不虐待一下自己吗?”他说。
这个漂亮场所挤满衣着光鲜、收入远高于里士满警察局队长的男男女女，马里诺坐在我对面，愈发显得颓丧。他似乎忽然老了不少，头发稀疏，只剩垂在耳朵上的不规则发绺，像是一轮位置偏低的暗淡的银色光晕。自我认识他以来，他的体重不曾减过一盎司，肚子从腰带上凸出，抵着餐桌边缘。事实上，我没有一天不为他担忧，无法想象少了他这个搭档我该怎么办。
一点半，我们坐着租来的车离开旅馆。他开车，对他而言这件事毫无商量的余地。车子上了麦迪逊大道，一路往东行驶，逐渐远离密西西比河。地方法医中心位于一家轮胎店和献血中心对面，红砖大学区就在附近，步行便可到达。马里诺将车停在法医大楼后面，靠近公共入口。
这栋建筑由郡政府建造，和我所在的里士满市中心的办公大楼规模大致相同，但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三名法医病理学家和两名人类学专家，这相当罕见且令人艳羡，因为我希望我的同事中也有大卫·坎特尔医生这样的人才。可孟菲斯法医中心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则令人不甚愉快——这里的首席法医参与了两件全国性重大悲剧事件，他曾经为马丁·路德·金验尸，也曾见证猫王的验尸过程。
“如果我的陪同没多大意义，”下车时马里诺说，“那么你忙你的，我想打几个电话。”
“好啊，我想他们可以找一间办公室让你使用。”
一路上，他久久仰望秋日的碧空。“真不敢相信我到了这里。”他说，“这就是他临终时待的地方。”
“你错了。”我说，心里很淸楚他在说谁，“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是在浸信会纪念医院去世的。他从没到过这里，虽说他本应被送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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