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医院把他的死当自然死亡处理。”我回答。
“本来就是啊，他是心脏病发作致死的。”
“他的心脏功能欠佳是事实，”我说，“可这并不是他的死因，真正的死因是滥用药物。”
“他的死是汤姆·帕克上校[4]—手造成的。”马里诺喃喃说着，似乎想杀了那人。
走进办公室时我瞟了他一眼。“埃尔维斯带了十种药物上飞机，法医本应判定他的死是意外死亡，真是可悲。”
“躺在棺材里的真是他吗?”他说。
“够了，马里诺!”
“有什么不对?你见过照片吗?你确定那是事实吗?”他说。
“我见过照片，而且，没错，我知道那是事实。”我说着在前台停步了。
“什么样的照片?”他追问。
曾经照应过我的名叫雪莉的年轻女子正在一旁等着马里诺和我停止拌嘴。
“那不关你的事。”我柔声对他说，又对雪莉说：“你好吗?”
“欢迎回来。”她微笑着招呼。
“很遗憾，没带来好消息。”我回答。
马里诺拿出一把折叠小刀开始挫指甲，一边回头探看，好像埃尔维斯随时可能进来。
“坎特尔医生正在等你。”她说，“请跟我来。”
马里诺走进走廊打电话，我则被带往一间简朴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主人早在田纳西大学实习期间就与我熟识。我初次见到坎特尔时他还只是露西那么大。
坎特尔是法医人类学家贝兹博士的追随者，在田纳西州的诺斯维尔创设了“人体农场”，从事人体腐化研究。此后坎特尔又受到多位名师的指点，目前已是世界公认的顶尖锯痕鉴定专家。我不知道这对以乡村音乐和丹尼尔·布恩[5]闻名的田纳西州意味着什么，但这里确乎垄断了有关死亡与人骨研究的专家市场。
“凯。”坎特尔站起身，伸出手。
“你真是太好了，每次都这么快就抽出时间见我。”我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坐下。
“因为我不忍心看你被那些事情折磨。”
他的深色头发从眉毛上方直往后梳，一往下看头发便垂下挡住眼睛，于是他不停地把头发向后甩，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他有张棱角分明的年轻面孔，两眼距离很近，下巴和鼻梁坚挺。
“吉尔和孩子们好吗?”我问。
“非常好，她又怀孕了。”
“恭喜，第三个了?”
“四个啰。”他笑容灿烂。
“你真行。”我诚恳地说。
“这倒是很容易。你带了什么好东西给我?”
我把保险箱搁在办公桌边打开，取出那些用塑料袋密封着的骨头切片交给他。他首先拆开的是股骨，将其拿到灯下用放大镜研究，一边缓缓翻转。
“唔，”他说，“你没有在切割那端做记号，是吧?”他看了我一眼。
他无意指责我，只是提醒，我忍不住又自责起来。通常我都十分谨慎，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我经常谨慎得过分。
“我太自以为是了，”我说，“我没料到凶手使用的锯子和我的竟会这么相似。”
“凶手一般不会使用解剖电锯。”他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我没实际接触过这种案例，只在实验室做过这种锯痕的理论性研究。”
“那就试试看吧。”我也是这么猜想的。
“必须用显微镜观察才能确定。但现在看来，这骨头的两端似乎是用同一种斯特莱克电锯切割的。”
他拿起那几袋骨头切片，我跟着他出了办公室，愈发感到不安，我还从没想过万一他也无法分辨那些锯痕，可该如何是好，这样的疏失足以毁掉一粧诉讼。
“我想或许你不打算多谈脊椎骨的部分。”我说。因为那是小梁骨，密度比其他骨头低，不易观察骨头横切面的切割痕迹。
“看看无妨，也许我们运气不错。”走进实验室时他说。
实验室里几乎没有多余空间，三十六加仑的桶装去油清洁剂和聚氨酯清漆摆了一地，高达天花板的架子上塞满袋装的骨头，许多箱子和推车里堆放着种类齐全的锯子。肢解案并不常见，据我所知肢解受害者尸体的动机主要有三种：方便搬运尸体;增加身份辨识的难度;单纯出于凶手的残酷本性。
坎特尔拉了把椅子，在一台装了摄像机的手术显微镜前坐下。他推开一盘断裂的肋骨和甲状软骨，那必定是我到达前他正埋头研究的对象。
“这家伙被人踹伤了，喉咙部位的伤要了他的命。”他戴上手术手套，淡淡地说。
“好个友善的世界。”我应了句。
坎特尔打开装着一段股骨的密封袋。由于骨头无法被切割成可以放在显微镜台上观察的薄片，他要我将那段两英寸长的骨头抵着桌子边缘握紧，自己拿二十五伏特的光纤灯凑近骨头的一处切割面。
“没错，绝对是斯特莱克电锯造成的。”他仔细瞧着透镜说，“只有快速的来回运动才能造成这样的光滑度，看起来几乎像打磨过的石块。你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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