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三楼，打开一间小实验室的门。若非放置有专门研究肌肉组织，即组织学的显微器材，这个房间其实相当普通。料理台上放着一台组织处理器，用来将肝、肾、脾之类的样本固定、脱水，然后用石蜡浸泡，接着这些样本被包埋机凝固成蜡块，再用切片机削成薄片，便形成可供我拿到楼下用显微镜观看的成品。
在等待载玻片干燥的间隙，我在架子上翻找，移开亮橘色、蓝色和粉红色的玻片染缸，抽出用于细菌染色的碘酒溶液、肝脏脂肪染料“油溶红”，以及硝酸银、猩红质和吖啶橙染剂，心里一直想着丹吉尔岛。我从未处理过那里的案子。据我所知，那里也没什么犯罪案件，只有酗酒问题，这是独居海边的人常有的毛病。我再度想起蓝蟹，真希望贝芙卖给我的是岩鱼或鲔鱼。
我找到一瓶Nicolaou染色剂，用眼药水瓶装了些，谨慎地在每片载玻片上滴了一小滴这种红色液体，然后覆上盖玻片。我把它们稳稳地放在硬纸档案夹上，下楼回办公室。同事们已经陆续到来，他们见我穿戴着手术袍、口罩和手套绕过走廊来乘电梯，都很惊讶。办公室里，罗丝正在清理我桌上的脏马克杯，看见我时她愣住了。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确定，希望没事。”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掀开显微镜的罩子。
罗丝站在门口，看着我把一片载玻片放上显微镜台。单从我的反应她就知道有麻烦了。
“我能帮什么忙吗?”她严肃地轻声问。
载玻片上的涂抹物在放大四百五十倍后显出了影像，我在上面滴了一滴油，看见受感染的上皮细胞里有一波波鲜红色的嗜伊红样核内包含物，也就是细胞质内能表明受到痘类型病毒感染的天花包涵体[1]。我把一台宝丽来数字自动相机安装在显微镜头上，拍下几张立即显像的高分辨率彩色照片，我认为照片中的东西可能是杀害这个可怜老妇人的罪魁祸首。她无法选择死亡的方式，如若是我，我宁可选择枪或刀子。
“联系弗吉尼亚医学院，看菲莉丝在不在办公室。”我对罗丝说，“告诉她我星期六送去的样本不能再等了。”
不到一小时，罗丝便开车将我送达位于第十一街和马歇尔街交叉处的弗吉尼亚医学院。我曾在这里完成法医病理学实习研究，那时的我正值现在听我的课和演讲的学生的年龄。桑格大楼是六十年代的建筑，表面镶嵌的艳丽的浅蓝色瓷砖从几英里外就能看见。我进入电梯，里面挤满我熟悉的医生和对他们满怀敬畏的学生。
“早上好。”
“早上好。有课吗?”
裹着实验长袍的我摇了摇头。“想借用一下你们的透射电子显微镜。”
“听说那天我们在楼下做的解剖了吗?”电梯门打开时一位肺病研究员问我，“矿石粉尘造成的尘肺症，准确说是慢性铍中毒。你在这里见过多少这样的案例?”
到了五楼，我快速走向病理电子显微实验室，这里放着城里唯一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一如往常，室内被推车和工作台挤得寸步难行，到处堆放着照片、光学显微镜和各种用来分析细胞大小的奇特装置，以及作X射线微分析用的镀碳膜标本。
透射电子显微镜一般用于观察活体，最常见的是肾脏活体组织和特殊腺体的检查，极少用来观察病毒，用于验尸釆样就更为罕见。我在病患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提出特殊要求，那些科学家和医生实在很难热心协助，因为医院的病床上正躺着无数病人，他们都在等医生免除他们死亡的宣告。正因如此，过去找微生物专家菲莉丝·克罗德医生帮忙时我从不催促她，但她知道这次情况大不相同。
我在走廊里便听见她正用一口英国腔打电话。
“我知道，我了解。”我轻敲敞开的门，她如此说道，“反正你们非重新安排不可，不然就别管我了。我有别的工作插进来。”她微笑着，挥手招呼我进门。
我们是在实习期间认识的。我一直深信，自己在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职位空缺时萌生的就任想法，与她这样的优秀人才给予的亲切鼓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和我年龄相近，始终未婚，总是戴着一条像是古董的十字架金项链，一头短发颜色深灰一如她的眼睛。她的双亲是美国人，但她在英国出生，并在那里接受训练，开始第一份实验室的工作。
“开不完的会。”她挂了电话，抱怨道，“一堆人坐在那里光说不做，再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了。”
她从盒子里拉出手套，递给我一双。我们戴上口罩。
“门后有一件多余的实验袍。”她又说。
我跟着她走进昏暗的小屋，接电话前她就在这里工作。我穿上实验袍，找了把椅子坐下，她则探头看着那个巨大观测窗上的绿色荧光屏。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外观不像普通显微镜，更像海底或天文摄影器材。它的观测窗常常让我想起潜水时干式潜水衣的头盔，你可以透过它窥见海底灿烂诡奇的景象。
透过被称为观测仪的厚重金属圆筒，十万伏特的电子束从观像窗投往顶部，撞击着我的样本——被切割成零点零六或零点零七微米厚的肝脏切片。我用自己的光学显微镜观测时所用的切片采样太厚，电子束无法穿透。因此在验尸阶段我就将肝、脾的切片用戊二醛处理，它可以非常迅速地渗透组织。我把这些切片交给克罗德，知道她会将它们用树脂包埋后在超薄切片机上切片，并用金刚钻刀修整，最后固定在小铜栅上，用铀和铅离子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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