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了你的传呼机。”她说。
“也许他们该把传呼机一并还给我，”我想着还缺什么，“还有移动电话。”
“有一份报告送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那具尸骸沾着的动物毛发是兔子和猴子的。”
“诡异。”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有件事我真不想告诉你。媒体不断打电话询问嘉莉·格雷滕的案子，显然有人走漏了消息。”
“可恶!”我想起林恩，大吼道。
“你要我怎么处理?”她问。
“打电话告诉本顿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点害怕。”
“听声音的确像。”
我看了看手表。“罗丝，我必须上飞机了。他们不让我带着这东西通过X光检查，我知道我要强行通过时会发生什么状况。”
事情一如所料。我一踏入机舱，就有个乘务员瞅了我一眼，然后露出微笑。
“来，”她伸出手，“我帮你把这拿到行李舱去。”
“我必须随身携带。”我说。
“女士，这太大了，无法放进置物箱或你的坐椅底下。”她的笑容僵住，我后面的队伍变长了。
“先让他们通过再商议好吗?”我说着闪进机舱里的厨房。
她站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女士，这个班次满员了，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
“请看。”我向她出示文件。
她扫视着那张红色边框的危险品声明表，看到“有害人体的传染性物质”一栏时忽然愣住。她不安地环顾厨房，带我往休息室挪近了些。
“依照规定，只有专家才能处置这类危险品，”我理智而冷静地解释，“因此它只能跟着我。”
“这是什么东西?”她睁大眼睛，轻声问。
“器官的解剖切片。”
“上帝。”
她立刻抓过座位表。不久，我被送往机舱后部头等舱的一排空置机位。
“把它放在你旁边的座位上。不会渗漏或发生什么意外吧?”她问。
“我会紧盯着。”我向她保证。
“除非很多乘客要改机位，否则这里应该很空。你不用担心，我会让所有人避开的。”她两手比画着，像在驾驶。
没人靠近我和我的行李。在飞往亚特兰大的班机上，我安静地喝着咖啡。没了传呼机和电话感觉空落落的，但独自一人倒相当自在快活。到了亚特兰大机场，我通过一条又一条电动步道和电梯，仿佛走了好几英里才终于出了大楼，叫了辆出租车。
车子沿着八五号公路往北朝德鲁伊希尔斯路行驶，一路经过许多典当铺和租车店，接着是毒漆树和野葛树林、大型购物中心。疾病控制中心位于埃默里大学多层停车台和停车场中央，美国防癌协会对面，是一栋六层的灰框红褐砖墙建筑。我来到设有闭路电视监视并由保安值守的前台。
“这东西要送到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我和布雷特·马丁博士约好在中庭会面。”
“女士，得有人陪同你去。”一名保安说。
“好啊，”见他伸手准备打电话，我说，“我很容易迷路。”
我跟着他走向大楼后部。这里设施先进，有着严密的监控系统，到处装着监视摄像头和防弹玻璃，狹小的走廊铺着方格地板。我们经过细菌和流行性感冒实验室，以及红砖与水泥筑就的狂犬病和艾滋病研究区。
“真不错。”我说。我好多年没来这里了。
“是啊，的确，你能想到的安全措施这里都有。每个进出口都装了摄像头和感应器，所有垃圾都经过煮沸和燃烧，空气过滤装置会将渗进来的东西全都杀死，研究人员除外。”他大笑着拿出一张磁卡开门，“你带来了什么坏消息?”
“我来就是想找出答案。”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中庭。
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其实只是一个围着厚实金属水泥墙的巨大无菌操作台，它是建筑内的建筑，窗户全被百叶窗遮掩着，实验室在厚玻璃墙后方。这些蓝衣研究人员假日里仍来工作，应当只是因为热忱吧。
“政府的预算出了问题，”保安摇着头说，“他们是怎么想的?伊波拉这样的病毒会等预算问题解决才作祟吗?”他又摇了摇头。
他陪我走过几间昏暗的密封室和空无一人的实验室，接着是放置空兔笼的长廊和关有大型灵长类动物的房间。一只猴子透过栅栏和玻璃望着我，它酷似人类的眼睛令我深感不安，同时想起罗丝。死医客在受害者身上留下了猴子和兔子的毛发，或许他就在这类场所工作。
“它们会向你丢大便，”走进实验室时保安说，“和那些替动物争取权利的人做的一样。物以类聚，你不觉得吗?”
我越来越焦虑了。
“我们去哪里?”我问。
“医生要我带你去的地方，女士。”他说。这时我们进入另一条通向大楼其他区域的甬道。
我们经过一道门，这里配备的雷科瓦超低温冰柜看起来就像复印机大小的电脑。实验室全都锁着，一个穿着实验服的壮硕男子在走廊里等我。他一头金发如婴儿的毛发般柔细，全身汗津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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