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看。”我说。
电梯在每一层楼停下，不断有人进入。
“听听这个，”马丁继续说，“爱荷华有个休闲度假区发生杆菌性痢感染，原因似乎是许多私人水井因下雨溢满。我们还想请环保署介入。”
“这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梯门再度打开时，有人讥讽道。
“真希望他们还在。”马丁说，“我们每年会接到一万四千个申诉电话，却只有两名接线员，现在则是连半个人都找不到了。每个进来的人都得接听电话，包括我。”
“拜托，别让这件事拖太久。”到达大厅时我说。
“别担心，”他认真地说，“我现在就把三个家伙从家里叫出来。”
我在大厅里等了半小时，打了个电话，出租车终于来了。我静静坐在车里，望着外面由光滑的花岗岩和大理石铺就的广场、令人想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综合运动场和银色玻璃外壁的建筑。亚特兰大是座永远带着憧憬的城市，丰沛的喷泉仿佛象征着宽容与无畏。我感觉头晕目眩，又冷又倦，可能是在床上休息了很多天的缘故。我走向达美航空公司的登机口时，开始感觉背痛、浑身发冷，无法清楚思考，我知道自己发烧了。
一抵达里士满我就病倒了。马里诺到机场接我，毫不掩饰他的惊恐。
“哎呀，医生，”他说，“你的脸色真难看。”
“我很不舒服。”
“你没有行李吗?”
“没带。有什么新消息吗?”
“有。”他说，“有个小消息可能会把你气得直跳，昨天晚上林恩逮捕了凯斯·普雷森。”
“什么罪名?”我边咳边大声说道。
“意图脱逃。林恩在普雷森下班后跟踪他离开掩埋场，想以超速的罪名逮捕他。普雷森不肯停车，于是进了监狱，保释金是五千美元，你相信吗?不久他就哪里都不能去了。”
“骚扰。”我吸着鼻子说，“林恩在找碴。向他，向露西，向我。”
“明摆着的。也许你该留在马里兰，躺在病床上休息。”到达升降梯时他说，“无意冒犯，但我不会被传染吧?”
马里诺害怕所有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无论是辐射还是病毒。
“我还不清楚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我说，“也许只是普通的流感。”
“上次我得了流感，结果躺了两个星期。”他放慢脚步，以便和我保持距离，“况且你还到过别的地方。”
“那就别靠近我、碰我或亲我。”我说。
“嘿，这你不必操心。”
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到我们走入午后的冷风中。
“我要坐出租车回家。”我说。我对他很生气，气得都快掉泪了。
“我不希望你这么做。”马里诺看起来又害怕又急躁。
我在风中招手，艰难吞咽着。一辆蓝鸟出租车驶近时我把脸别开了。
“你不该被传染感冒，罗丝不该被传染，没人该被传染。”我激动地说。“你知道吗，我现金几乎用光了。真是悲惨。看看我这身衣服。你以为高压锅煮过的衣服会自动熨平，并留下什么好闻的气味吗?糟糕透顶。我没有外套，没有手套。我回到这里了，结果呢?”我猛地打开那辆卡罗莱纳蓝的出租车门，“只有零下一度的低温。”
马里诺看着我上车，递给我一张二十美元的纸钞，小心地避免踫到我的手指。
“你需要购物吗?”车开走时他大喊。
我的喉咙干涩，眼里盈满泪水。我从皮包里掏出纸巾擦鼻子，静静哭泣着。
“无意打扰你，女士，”司机说，他是个圆滚滚的老男人，“我们要去哪里?”
“温莎农庄。到了那里我会给你指路。”我哽咽着说。
“吵架，很讨厌对吧?”他摇着头说，“记得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在‘吃到饱’钓鱼营里吵架，结果她开着车回家了，我只好搭便车。熬过五英里的破路才回到家。”
他点着头，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以为我和马里诺之间的争执是情人斗嘴。
“你嫁给警察了?”他接着说，“我看见他停车。路上没有一辆没有标志的车子瞒得过我的眼睛。”他拍着胸脯说。
我头痛欲裂，脸颊滚烫。我靠着坐椅，闭上眼睛听他继续讲着年轻时在费城的生活，听他说希望今年冬天别下太多雪，慢慢在烧热中睡着了，醒来时不知到了哪里。
“女士，女士，到啰。”司机大声叫醒我，“接着该往哪里开?”
车子刚转入坎特伯雷街，在等红灯。
“右转到多佛街。”我说。
我指引着他进入我住的小区。在这座城市最富有的住宅区里，车子从许多乔治王和都铎时期的宅邸围墙外驶过，司机的表情愈发困惑。他在我家门口停车，望着我的石屋和四周的木质地面，转头瞪着我下车。
“别担心，”我递给他十美元并让他别找零时，他说，“我都看见了，女士，但一句话都不会说。”他做了个给嘴巴拉上拉链的手势，向我眨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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