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焦虑地望着我。
“你非考虑不可。”我用袖子擦拭额头。
“不。”
他望着我。我没说话。
“现在我只担心你。”他说。
我仍然没有回应。
“凯。”他抓住我的胳膊。
“别碰我,本顿。”我闭上眼睛,“别这样,我不希望连你也病了。”
“好,这倒方便。故意生病,这么一来我就不能碰你了。你这位医生可真高尚啊,关心我的健康胜过自己的。”
我忍着眼泪,只是沉默。
“方便得很。你现在只想生病,好让所有人都无法接近你。马里诺无法开车送你回家,我无法碰你,露西无法去看你,连珍妮特都必须隔着玻璃见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望着他。
“装病。”
“哦。我猜你这是在学校里学来的,也许在心理学之类的课程中。”
“别取笑我。”
“不敢。”
我转头望向火炉,感觉到他受伤了。我紧闭着双眼。
“凯,你不能比我先死。”
我没搭腔。
“你敢,”他声音颤抖,“你敢!”
“你不会那么容易地脱身。”我说着从沙发上起身,“去睡吧。”
他睡在露西常待的那间卧室,我则大半夜都在咳嗽,努力想让自己舒服些,但根本做不到。第二天清晨六点半他就起床了,我走进厨房时咖啡正在煮着。阳光从窗外的枝丫间透进屋内,杜鹃的叶子蜷缩着,应该又是酷寒的一天。
“我下厨,”韦斯利说,“想吃什么?”
“我大概什么也吃不下。”我咳嗽着,感觉很虚弱,肺部仿佛要撕裂开来。
“很明显,你的病情恶化了。”他眼里满是关切,“你应该去看医生。”
“我就是医生,况且医院现在还没开门。”
我吃了阿司匹林、减充血剂和一大堆维生素C,然后吃了一块百吉饼。就在我精神稍稍恢复了一些时,罗丝的一个电话又将我推入难挨的境地。
“斯卡佩塔医生吗?丹吉尔岛那位母亲今天早上死了。”
“哦,上帝。”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急得直抓头发,“女儿呢?”
“情况危险。几个小时前是这样的。”
“尸体呢?”
韦斯利在我背后,揉着我酸痛的肩膀和脖子。
“还没动过。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巴尔的摩法医办公室正在找你,疾病控制中心也在找。”
“疾病控制中心的哪一位?”我问。
“马丁医生。”
“我必须先和他谈,罗丝。你请巴尔的摩那边的人等一等,无论如何别让他们把尸体送进验尸间,得等我的消息。马丁医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她告诉了我号码,我立刻打过去。第一声铃响他便接听了,语调十分高亢。
“我们已经用你送来的样本做了聚合酶链式反应。三个引物组合中有两个和天花相符,但有一个不符合。”
“那究竟是不是天花呢?”
“我们把它的基因序列和全球所有实验室里的每一种病毒作了比对,全都不符合。斯卡佩塔医生,我想你送过来的是一种变种病毒。”
“就是说天花疫苗没有效用?”我说,一颗心仿佛飞离了身体。
“我们只能尽量在动物实验室作测试,但至少得花一星期才能知道结果并开始研发新的疫苗。方便起见,可以暂且称它为天花,但我们实在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我还想提醒你,我们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研发艾滋疫苗,但直到现在几乎还在原地踏步。”
“丹吉尔岛必须立刻隔离。我们一定得把这病毒控制住。”我心生警觉,惊恐地提高了音量。
“相信我,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派了一组人去,并且动员了海岸防卫队。”
我挂了电话,惶恐地对韦斯利说:“我们得马上出发。这次暴发的是不明传染病,已经有两个人死亡,也许是三个,或者四个。”
我说话时他跟随我走向过道。
“这种病毒是天花,但又不完全是。我们必须査出它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莱拉·普鲁伊特是否认识那位刚死去的母亲?她们是否有过任何接触?或者跟那个女儿接触过?她们是否住得很近?饮水有没有问题?我记得有个水塔,蓝色的。”
我匆匆换衣服。韦斯利站在门口,脸色如石头般灰白。
“这么说你必须回岛上?”他说。
“我得先进城一趟。”我看了他一眼。
“我开车。”他说。
12
韦斯利送我到办公室,说他得先去趟里士满调查分局,晚些时候再找我。我穿过走廊,一边和下属互致问候,鞋跟叩击出清脆的声响。我进屋时罗丝正在打电话,从她办公室旁边的门望去,我的办公桌一片凌乱。成堆的报告书和死亡证明书在等我签字,收件篮里是满满的信件和电话留言。
“怎么回事?”她挂断电话后我说,“好像我一年没来上班了似的:“确实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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