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顿，”我说，“我必须去一个地方。”
他有些困惑，以为我是说此时此刻。他说：“现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关着门呢，凯。”
“我是说旅行。也许二月吧，我想去伦敦。”
他一愣，立刻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把酒杯放在地板上，拉起我的手。
“我一直希望你这么做。”他说，“无论有多困难，你真的应该去一趟，这样你才能了结这件事，才能得到平静。”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真的能得到平静。”
我抽回手，拢了拢头发。他和我同样难过，一定是。
“你应该很想念他。”我说，“你从没提起过，可是他和你情同手足。我还记得我们共度的那些日子，我们三个。下厨做菜、看电影、围坐着讨论案子和政府新发布的垃圾措施，讨论强制停职、税制和预算删减这些事。”
他微微一笑，凝视着火焰。“我时常觉得他真是个走运的浑蛋，竟能拥有你，我时常想象那会是什么感觉。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我想的果然没错，他真是幸运。他大概是我唯一曾经交心的人，除了你以外。说来也真怪，在我认识的人中马克算是极度自我的人，俊美得无话可说，又相当自恋，可他真是优秀，十足聪明。我想你不可能不想念这样一个人。”
韦斯利穿着白色羊毛衫和奶油色卡其裤，在火光中神采焕发。
“今晚你如果跑出去，一定会消失不见。”我说。
他望着我，疑惑地皱起眉头。
“在这种雪天穿得一身白，你会跌进水沟，直到春天都不会被人发现。在这样的夜里，你应该穿暗色的衣服。你知道的，对比色。”
“凯，我去煮咖啡好了。”
“就像有些人在冬天想买一辆四驱车，所以就买了白色的。在白色的天空下，把车子开上白色的路面，到处都是一片白色。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定睛注视着我。
“我也不知道。”
我从冰桶里拿出香槟酒瓶，给两只杯子倒满酒，瓶身上的水珠滴了下来。我喝得比他多，大约要多一倍。CD唱盘上叠放着七十年代的热门专辑，墙上的扩音器流泻出“三犬之夜”合唱团的歌声，今晚，我可能喝醉，这很罕见。我不断想起那件事，看见那些影像，不知不觉中又进入了那个天花板上垂着电线的房间，看见了那些被截断的血红手脚整齐地排列在那里。真相灼烧着我的心，我无法原谅自己。
“本顿，”我轻声说，“我早该知道是她的。在我还没到她家，还没进入那屋子看见那些照片和那个房间之前，就该知道是她。我是说，我内心的某个部分一定已经知道了，可是没有仔细聆听。”
他没说话，我当这是默认。
“我早该知道是她的。”我喃喃说道，“也许他们就不会死了。”
“事后说早该如何很容易，”他的声音轻柔但坚定，“要知道，凯西、邦迪或达莫这些人的邻居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啊，[1]凯。”
“我的邻居也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本顿。”我啜着香槟，“她害死了温格。”
“你已经尽力了。”他安慰道。
“我好想念他。”我哀伤地叹了口气，“我还没到温格的墓前去看过他。”
“我们别喝酒了，喝咖啡吧?”韦斯利说。
“我不能偶尔放纵一下吗?”我不想保持清醒。
他幵始揉捏我的颈背，我闭上眼睛。
“为什么我必须做个理性的人呢?”我喃喃道，“这个要精准，那个要确切，什么和什么一致，何物具有何种特性，都是些冰冷锐利得就像不锈钢解剖刀的字眼。如果我出庭为之作证的受害者是露西，这些语言在法庭上对我又有什么帮助?用她的事业、她的一生做赌注?全都是因为林恩那个混账。我，专家证人。我这个亲爱的姨妈。”泪水滑落我的脸颊，“本顿，我好累。”
他贴近我，揽住我的肩膀，让我靠着他的膝部。
“我会陪你一起去。”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二月十八日，我们搭乘一辆黑色出租车前往伦敦维多利亚车站。这天是车站发生垃圾桶爆裂，导致一处地下入口、一个酒馆和一家咖啡馆被炸事件的纪念日。当时石砾飞溅，屋顶的玻璃屑裹挟着炸弹碎片带着可怖的威力如雨点般纷纷落下。这次爆炸并非针对马克，他的死也和自己联邦探员的身份毫无关联。同许多受害者一样，他只是不巧在那时来到了这里。
我们走向车站中央地带，几乎被拥挤的人潮淹没。铁路售票员正在窗口忙碌，墙上的告示板列着火车班次和时间。贩卖甜食和鲜花的摊位分布于此处，旅客可以在这里拍摄证件照或兑换零钱。垃圾桶大都放置在麦当劳之类的店铺里，公共区域一个都没有。
“现在可没地方藏炸弹了。”韦斯利也留意到了这一点。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说着开始打哆嗦。
我静静环顾着四周，鸽群振翅从我们头顶飞越，追逐着面包屑。格罗维纳饭店的入口就在维多利亚酒店隔壁，这便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没人确切知道马克当时在做什么，只能推测爆炸发生时，他可能正坐在酒店前那些小而高的桌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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