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该死。”我嘟囔着，同时想起了纽约的法律。
我怀疑高特有可能是到这里来买枪的，于是再度致电航空公司。
“打扰了，”我再度介绍了自己，“是丽塔吗?”
“是的。”
“我们刚才说过话，我是斯卡佩塔医生。”
“是的，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关于我提过的那张机票，你能查出有没有行李经过检査吗?”
“请等一下。”耳边响起利落的键盘声，“是的，女士，回程抵达机场时有一个行李袋经过检查。”
“从拉瓜迪亚机场启程的时候呢?”
“没有，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到里士满时没有任何行李经过检查。”
高特曾经在这个城市的监狱服刑过一段时间，不必猜也知道他在这里认识谁。我确信，倘若他想在里士满买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必然不成问题。纽约的罪犯经常来这里买枪支，高特或许把格洛克手枪放在了接受检查的那个行李袋里，接着在次日晚上用它枪杀珍妮。
但这只是预谋犯罪，并不等同于犯罪。我们全都认为高特是偶然遇见珍妮的，然后决定将她杀害，就像他对待其他受害者一样。
我给自己冲了杯热茶，试着冷静下来。现在应该是西雅图的午后，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全国法医学会名录，翻找西雅图首席法医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梅南德兹医生?我是里士满的斯卡佩塔医生。”电话接通后我说。
“哦，”他诧异地说，“你好吗?圣诞快乐。”
“谢谢!很抱歉打扰你，可我需要你帮忙。”
他迟疑了一下。“一切都好吧?你好像压力很大。”
“这里的情况非常棘手，有个连环凶手完全失控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其中一个无名女性受害者做过金箔修复法补牙手术。”
“有意思，”他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这里还有几个牙医懂得这种技术。”
“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啊。我必须找人谈谈，也许得找他们协会的负责人。”
“你要我打电话联系吗?”
“我想要你帮的忙是，问一下他们的协会有没有电脑档案，这个协会好像规模很小而且很不寻常，也许他们会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布告板和外界联系，像精英网那样。谁知道呢?总之我必须尽快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现在就要人去查。”他说，“用什么方式和你联系呢?”
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然后放下了话筒。我想着高特和那辆失踪的深蓝色厢型车，琢磨着他用来装布朗治安官尸体的那个敛尸袋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们通常会在每一辆货车里放一个新的备用。这么说他可能先到这里偷走了厢型车，然后才去布朗家。我再度翻看通讯簿，看治安官的地址是否登记在上面。没有。
我抓起话筒打到查号台，查询拉蒙特·布朗的电话。接线员告诉了我号码，我拨了号，等着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我现在无法接听电话，因为我乘着雪橇外出送礼物去了……”已经死去的治安官的声音通过答录机传来，显得强健有力，“呵!呵!呵!圣诞快乐!”
我不安地起身去洗手间，手里握着左轮手枪。我竟然持枪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都是因为高特把这个本来安全的地方给毁了。我在走廊上停下，前后张望。灰色的地板刚打了蜡，墙壁是蛋壳似的白色。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他曾经进入这里，当然可能会再来。
我被强烈的恐惧攫住，在洗手间的水槽里洗手时双手竟然发颤，并且浑身冒汗，呼吸急促。我匆匆来到走廊另一端，从窗口望出去，看见我的车被雪覆盖着，此外只有一辆厢型车，另一辆仍不见踪影。我回到办公室，继续录制验尸结果。
不知哪里的电话响起，我猛然一惊，椅子的吱嘎声吓得我跳了起来。当走廊上电梯门打开的声音传来时，我伸手拿起左轮枪，坐得直挺挺地望着门口，心狂跳不止。快速、坚定的脚步声响起，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举起枪，双手握着枪柄。
露西走了进来。
“上帝!”我惊叫道，手指仍扣着扳机，“露西，我的上帝!”我把枪放在桌上，“你来做什么?为什么不先打电话?你怎么进来的?”她不解地望着我和那把点三八口径手枪。“珍妮特开车送我来的。我有钥匙，你很久以前给我的。我打了电话，可你不在。”
“你什么时候打的?”我有点眩晕。
“几小时以前。你差点向我开枪。”
“不，”我猛吸了一口气，“我没有。”
“你的手指没有放在扳机保险上，你本该放在那里。你扣着扳机。我只能庆幸你拿的不是那把勃朗宁，不是自动手枪。”
“别再说了。”我轻声说，胸口一阵发痛。
“积雪已经超过两英寸了，姨妈。”
露西站在门口，好像在担心什么。她像往常一样穿着休闲裤、靴子和滑雪外套。
我的心被一只铁手揪住了，呼吸艰难。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望向我的外甥女，脸颊发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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