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用另一种说法：我感到幻灭。一个官方组织竟把本人——一名忠诚服务多年的军官——召去讯问，使我感到非常地痛苦和激愤。”
“你从未感受过‘报复’是一种很痛快的事情吗?”
“如果说我没想过，那不真实。但我并不非要那么干不可，我不喜欢记仇。”
雷哈尼又发出一声表示疑问的咕噜声，“我们需要你的合作，你要作出决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邦德点点头，说他并不是傻子。塔米尔·雷哈尼向他暴露出他的组织的存在，和他们的目的，是因为他受委托要对他邦德作出决定。如果他能为邦德提供一个工作——如果邦德也接受了它——这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他认为对邦德作出决定太冒险，或邦德的动机可疑，那事情的结局就只有一个。邦德在做这番叙述时，从没使用雷哈尼的真实姓名。在这个阶段，还不能暴露他知道这些。
雷哈尼听他把话说完，然后接着说道——
“如果我问你几个相关的问题，你不会介意吧?”
“什么是你认为的‘相关问题’呢?”
“我想知道你没有同新闻界谈过的那些东西。你辞职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邦德中校。‘部门之间的矛盾’，我相信你的说法。但真正的罪名被掩盖了，这对你来说是最为严重的指控。”
“我要是不想告诉你呢?”
雷哈尼的微笑仍挂在脸上，“那我们就不得不做出你是不可信任的结论，我的朋友。这个结论可能导致不愉快的结果。”
邦德陷入沉思，似乎在掂量目前的情势。他同M及比尔·坦纳设计了一个故事，要做到滴水不漏。无论是想证明这件事，还是想反驳这件事，都必须要从情报局的司法分部搞到确凿的情报——情报局聘了许多有经验的律师;还要从三个在登记处工作的具体的人员那里，以及从能方便地看到由档案部保存的文件的人那里，获取准确的信息。
等了两分钟，邦德点了点头，“好吧。如果你非想听听这个真实的……”
“是的。你就讲讲它吧，邦德中校。”雷哈尼的声音和神态似乎都非常平淡。
邦德讲述了他的故事， 正如他们在M的办公室里编造的：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有几份保存在情报局总部的高度敏感的文件被他拿到了外面，在他那里呆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即使在情报局这种保密制度很严格，有现场检查，文件收发都有签字的地方，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制度规定，要对附加在文件上的电子条形码进行两次检查，文件的每一次惜出和还回都要把条形码读一遍——在专门的机器上读进去，并将信息存储在登记处的数据库中。这些数据每个月的月底还要核查一遍。文件上的密码不可能被更换，也不可能被复制。但是因为这些出惜文件的信息储存在外部的计算机大型磁带盘上，所以只能在每月的月底读出一次。因此，如果一个人有意在某个晚上交还一份仿制的假文件，那他就能把原始文件保存到第二天的晚上再还回来。以这种以假换真的方法，他能在一个月中非常轻松地带出二十份文件，直到被人发现这种掉包行为为止。这种事情真地发生了，邦德被牵连进去。登记处花了大量的时间，从头查到尾，找到了数据。他们原认为是计算机程序上的错误，现在看来不是。一周以后，他们给总部写了一个报告。
在所有的相关的数据中，只有八个文件出现问题。詹姆斯·邦德是借阅这些文件的人之一。共有五个人涉嫌，邦德首当其冲。
“像我这种级别、这种资格和服务年限的人，通常应当给予起码的礼貌，有了事情应先得到局里长官的私下约见。”他说道，声音里透出一种按捺不住的愤懑。“然而没有。而且似乎还不关那四个人的事，他们年轻，缺乏经验，没干过外勤。他们单单瞄中了我，因为我的职位，我的长期的外勤任务，以及我的经验。”
“你实际上受到指控了吗?”西蒙插嘴问道。
邦德假装的愤怒这时勃然爆发，“当然。当然受到了指控。他们甚至在同其他那四个人谈话之前，就让两个非常顶尖的提审员和一个皇室法律顾问讯问我。‘你从总部大楼拿走了那些文件，邦德中校。为什么?你是否拷贝了它们?是谁让你把它们拿走的?’——一直进行了两天。”
“那么你是否真的把文件拿出了大楼了呢，中校?”
“没有，我的确没有。”邦德喊道。“接着他们又花了两天时间询问了其他的那四个人。接下来的一天，登记处的主任休假回来，他回忆起是他特许了一个军官，把那些倒运的文件拿给了国内处的一个属于部里的汉语顾问去参阅研究。他们没有记录在案，登记处主任想用一个特别的密码输入数据库。但他接着去休假了，忘了此事。没有人想到问问他，或者事后拿他是问。”
“这么说文件根本就没有丢。他们当然应该向你道歉。”
“没有马上致歉。”邦德咕哝着，像个小学生。“没有人来关心关心我的心情。情报局局长甚至都没出面过问一下我为什么情绪这么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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