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是最好的设想。至于最坏的设想，我一直拼命想抛诸脑后。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凌晨两点钟，艾莉森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掀起被子的一角，轻轻地上了床。我们就这么安静地并排躺着，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法自拔。
整栋房子都黑漆漆、静悄悄的，耳中听到的细微声响跟往常一样，但是没有了孩子们，一切听上去却又截然不同。我和艾莉森之所以决定在此安顿，买下了这栋房子，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会喜欢这儿的，这里有清澈的河流、雪白的沙滩，还有斜斜的河岸。到了炎炎夏日，周围的大片树林就会投下清凉的树荫。这里以前是一处悠闲的大农场，如今更有无数回忆等待我们去创造和珍藏。艾莉森常说，她想让孩子们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不想让他们的童年时光跟大部分中上层家庭的孩子一样无趣。
但是，要说买下这栋房子的最终原因，还是由于“那起事件”。以前我是一个乐天派，相信人类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在“那起事件”发生之后，我见识到了人类的邪恶，于是便想尽量让我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觉得，这数英亩的大片树林就像一道天然壁垒，而家门前那条作为车道的土路也又窄又长，足以把我们与外界的险恶分隔开来。
现在我才明白，这些都是我的错觉罢了。所谓安全，只不过是我们的误解，是我们在自欺欺人，不愿面对人类社会的恶劣处境：社会契约是沙上画，而非石上字，无论任何人，只要吸足气用力一吹，一切便了无痕迹。
长夜漫漫，我躺在床上，脑海中来回地想着这些事情。我努力尝试让梦境朝着美好的方向靠拢。我安慰自己，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会没事的。
渐渐地，我感到身体越来越沉，陷入了床垫之中。身旁，艾莉森的呼吸声也变得更加平稳均匀。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迷迷糊糊地睡上几分钟了。
这时，门铃突然响了。
听到铃声大作，我一跃而起，立马下了床。艾莉森也从床上坐了起来，我能看清她的眼白在黑暗中显得狂乱不安。时钟指向3:17。
我不假思索地朝卧室门口快步走去。
“等等，你要去哪儿?”艾莉森焦急地低声问道。
“什么叫去哪儿?当然是去开门了!万一是孩子们呢?”
“孩子们?难道他们自己走回家然后按门铃?”
“那也说不定是警长把孩子们送回来了呢。”
我不欲与她争辩，脚步不停地来到了卧室门口，伸手去抓门把手“等等，”她说，此刻她已经跳下了床，扑过来攥住了我的手腕，“难道警长不会先打电话通知我们吗?万一是绑匪怎么办?万一他们有枪怎么办?”
“你待在这儿。”说着，我把她的手掰开了。
“斯科特!”她在我身后喊我，但是我已经走出卧室门，开始下楼了。
我们家有一把枪，是口径九毫米的史密斯威森[2]手枪。当初艾莉森怀了孕，而我又常常不在家，于是她便半开玩笑地说，母性荷尔蒙告诉她，她需要一把枪。敢打艾莉森主意的罪犯可没有好果子吃。她是军人的女儿，在她父亲的概念中，父女之间的亲子互动就是花上一下午的工夫在射击场打靶。年幼时，她就赢回了一大堆射击比赛的勋章。我们把史密斯威森手枪买回来之后，她摆弄了一下，我一瞧便知道，她的技艺毫不生疏。
不幸的是，那件武器早就被拆成两半了，一半放在阁楼上，另一半藏在主卫生间的水槽下面。是我坚持要这么做的。当时我为了起草一份法案，特地研究了枪械造成意外死亡的统计数据，结果非常明显：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家里有一把能用的手枪，那么其危险性是无法比拟的。
此刻是我第一次对那个决定感到后悔。我迅速地想了一下现在可用的武器：厨房刀具、螺丝刀、拨火棍，最后我从客厅的壁橱里拿了一根高尔夫球杆。
我全然不知，这个场面有多滑稽——一个性情温和的中年男人以为自己用一根六号铁头球棒就能对抗全副武装的袭击者。我先打开了屋外的灯，然后快速地在客厅里转了一圈，透过窗户把周边的情况都看了一遍。毕竟，我多少得了解一下，自己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正如许多南方的农舍一样，我们家也有一个宽敞的前廊，包住了房子的两侧。前廊上放着一些柳条编制的家具，还有许多喂鸟器[3]。去年暑假，贾斯蒂娜报了一个工艺美术班，孩子们也跟着凑热闹，给喂鸟器上色，涂得花花绿绿的。门廊前是一个院子，外围散布着一些玉兰树和火炬松。出了院子，就是那条长长的土路了。
透过窗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灯光照亮的门廊和院子看上去空无一人，外面的树木和土路在黑夜中若隐若现。我握紧高尔夫球杆，来到老旧而沉重的大门前。我解开防盗链，打开门，同时将身体躲在门后，以防门外有什么埋伏在等着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我只能听到远处有一小群野狗在吠叫，它们有时会到树林里游荡。
接着我低下头，看到地上有一个齐膝高的纸箱，侧面印着“家得宝[4]”的标志。一条银色的胶布封住了纸箱顶部。我用脚碰了碰纸箱，想感受一下它的重量。结果我发现，不管里面是什么，都绝不会比纸箱本身重。我又屏气凝神地听了听，试图寻找定时炸弹的滴答声，但什么都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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