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哈伯我曾经一路从芝加哥游荡到纽奥良，沿途经过无数平原与三角洲，然后在墨西哥湾地区附近打转，最远曾到坦帕市，然后搭上那班前往亚特兰大的灰狗巴士。结果我突然发神经，决定在马格瑞夫下车，昨天清晨在雨中走了好长一段路，一方面是因为一时兴起，另一方面则是印象中我哥写信给我时提到他曾经来过这里，是瞎子布莱克在六十年前去世的地方。当我跟他提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够愚蠢!在这个被恶梦缠身的人面前，我说这些干嘛?这不过是一趟毫无意义的朝圣之旅。但是他了解我内心的那股冲动。
「我也做过这种事。」他说，「我们去欧洲度蜜月前曾经在纽约逗留，花了半天时间寻找达科塔大楼，你知道的，就是约翰.伦农遇刺身亡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英国，为了寻找披头四合唱团出道时驻唱的「洞穴俱乐部」，又花了三天时间在利物浦到处闲晃，结果没能找到。我猜它已经被拆掉了。❻」
他又继续说了一会儿，大多是有关旅游的事，他跟老婆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他们是酷爱旅行的一对。他们的足迹遍布欧洲、墨西哥与加勒比海，美加两国也都走遍了，曾共度许多美好的时光。
「你不寂寞吗?」他问我，「像你这样单身旅行。」
我说不会，我很享受，我喜欢孤独，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好像我是个隐形人似的。
「你说隐形人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句话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
「我旅行时都靠陆上交通。」我说，「永远都是如此，走点路然后搭乘巴士，有时候坐火车，都用现金买票，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文件。没有信用卡交易纪录，也不像搭飞机会被列入旅客清单，什么都没留下，没有人追查得到我。我从来不透露我的名字，投宿旅馆时我也是付现金，然后用假名登记。」
「为什么?」他说，「到底是谁在追踪你?」
「谁也没有。」我说，「只是为了一点乐趣。我喜欢隐姓埋名，有一种战胜政府体制的感觉。而现在，这种政府体制让我不爽到极点。」
我看到他又躺下去想事情，思考了很久，面对那些挥之不去的难题，我可以看出他很泄气，惊慌失措的神情在他脸上时隐时现。
「那么，你就建议我要怎么应付芬雷吧!」他说，「他问我为什么要认罪时，我会说是因为业务纠纷而一时失控，有商场上的对手威胁要对付我的家人。我会说我不认识那个死者，也不知道电话号码的事。我会否认一切，然后努力搞定每一件事。你觉得怎样?」
我认为这计划听起来不怎么高明。
「我要你跟我说一件事。」我说，「我不要你再交代事情的细节，但是我要问你，你是不是扮演了特定的角色?或者你只是个旁观者而已?」
他拉拉手指，想了一会儿。
「是的，我扮演了特定的角色。」他说，「甚至可以说是个要角。」
「那么，如果你不去扮演这角色呢?」我问他，「他们会找别人来做吗?」
「是的，他们会。」他说，「但是基于这角色的特性，扮演起来会有点困难。」
他盘算自己存活机率的方式，就像在办公室里审核别人的信用状况一样。
「好吧!」我说，「看来你的计划已经是最好的计划了。就这么做吧。」
我想不到他还能怎么做。在这桩大案子里面，他只是一颗小螺丝钉，不过这颗小螺丝钉还算挺重要的。而且，一桩大案子不会无缘无故失败，所以他的命运其实很简单──如果他们查出是他唆使调查员介入这件事，那他就死定了;如果他们怎么也查不出来，那他就绝对会安然无恙。就是那么简单。另外有一件事也说服我，让我相信他很可能安然度过。
当初他认罪，是因为错把监狱当成了避难圣地，以为他们在里面没办法把他干掉。他会进来有部分原因是基于这个思考方向，但是他想错了;相反的，如果他们想做掉他的话，他还是可能会被攻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事实上哈伯并未遭受攻击，被攻击的是我，不是他，所以我想可以从这一点证明他会没事。他们没有派人杀他，假使他们想的话，他早就挂了。尽管整件事的风险暂时变得很高，导致他们显然很焦躁，但他们还是没这么做，所以看起来像是一种证明。我开始觉得他可以全身而退了。
「是的，哈伯。」我又说了一次，「放手做吧，这是你最好的一步棋。」
牢房整天都是关着的，整层楼寂静无声，我们躺在床上，整个下午剩下的时间都半梦半醒着，没有继续交谈。该说的都说完了，我觉得很无聊，早知道从马格瑞夫警局来这里时就把那份报纸带着，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从头读一遍，看看总统如何降低犯罪率，所以人民应该把票投给他，看看他怎样从海岸巡防队缩减一块钱预算，然后多花十块钱在这种监狱上面。
晚上七点，那个老迈的白人把晚餐送来，我们吃完后他又回来拿走托盘。空虚的夜里我们都是半梦半醒的，电力在十点切断，四周陷入一片黑暗中。在夜里我还是穿着鞋，维持浅眠，以防史白维又派人来杀我。
※※※
周日早上七点，灯光又亮了起来。起床时虽然很累，但我强迫自己一定要起来，一定要做点伸展操来减缓身体的疼痛。哈伯醒了，但是不作声，他面无表情地看我做运动，仍然半梦半醒。早餐在八点以前就来了，拖着餐车的还是那个老人，我把早餐吃掉然后喝咖啡。当我喝完整瓶咖啡时，门锁发出声响打了开来，门也跟着弹开。我开门走出去，撞见一个正要走进来的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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