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1个多月前，《新周刊》编辑部收到一封寄给片仓的匿名信。”
“信中夹有炸弹吗?”
“如果片仓被害跟那封信有关，那它跟炸弹没两样。《新周刊》编辑把信给了片仓，并叮嘱他如果是告密信，要他还给编辑部，可他没有还，《追踪者》编辑部也没人知道那封信的存在。大约1周后，片仓独家报道了立川的事，据说那是他把独自弄到手的情报东拼西凑的结果。”
听起来好像是我向外透露了立川和梨子的关系似的。我真想撒谎承认，看他们打算如何将它跟片仓的被害、立川的失踪相联系。我很想听听警察的推理。
“关于那封信，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我立刻回答了立野的提问。
两位警察互相点点头，站起身说了声谢谢。
这次安藤没有再和蔼地要求我继续保持联系，他那卑躬屈膝的笑脸显得愈发可爱。
15
下午海滨公司的小畑打来电话。他好像是从某个外景地用手机打来的，只简短讲了几句要紧的事。
“没有事实证明《快乐大本营一行动指令》被出卖过，调查早已草草了结。据说这5年来，东洋电视没有一个节目卖给马来西亚的。”
小畑几句话讲完，说了声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虽然没听明白小畑下的结论，但《暂停》属于剽窃是可以肯定的。对方能看中才播放过两次的一个节目可谓独具慧眼;反过来讲，正因为才播放两次，在马来西亚的日本人即使看了也很少会有所察觉，这跟小畑讲的台湾电视台的情况大不一样。
可是，就算知道那是剽窃，要找出它跟关键人物立川的关系也绝非易事，我很难想像他因为要抖搂内幕而被马来西亚派来的杀手绑架了的可能性。对立川来讲，剽窃也罢，出售节目版权也罢，与他毫不相干。我猜他可能是在马来西亚看了《暂停》节目并由此联想到格尔乔·雅的事故，发现了与事故有关的疑点，所以在雅贵忌日临近的1个月前，他借来了录像带想着手调查。如果真是这样，倒跟我掌握的情况相吻合。
我决定去CANTIK还录像带。眼下这种状况不宜呆在家里，走动一下，万一有情况发生也好有人证明我不在场。虽然不能肯定，但我怀疑有人在为我设圈套。
还录像带之前，我把以前没看过的立川在马来西亚演出的节目看了一遍。立川担任试听的特邀评委，开始时他还很活跃，当他知道无法跨越语言障碍以后，便不再吭声，显得非常无聊。这虽然可以证明他终于走出了国门，但考虑到他在日本的突出业绩，我认为还是删掉为好。我倒好录像带，把它和《暂停》放在一起装进CANTIK的袋子里。
途中，我在经常光顾的一家录像店里请他们转录了《暂停》的节目。如果立川从中有所发现，只要反复多看几遍，我想我也会有所发现的。因为立川没有租借特定日期的带子，所以如果里面有什么的话，应该在节目的播放过程中。我从不长时间看录像，但今天上午我却咬着牙看了很多。
CANTIK正在进行岁末展销。虽然谈不上水泄不通，但也盛况空前，每个架子前都有顾客在挑选。我从顾客身边穿过挤向柜台，分不清是香是甜，男女混杂在一起的香水味溢满鼻腔，呛得我几次都想折身返回。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以前的那个店员在柜台里面对4名顾客正忙不迭地敲击着收银机。他不像日本小店的店员那样在意敲击的速度，而是一边跟顾客聊天一边敲击着键盘。我无心排队，从袋子里取出两盒录像带放在柜台上。
“啊，谢谢。都看了?出租的录像带虽然不卖，但是如果有想看的，欢迎您随时光临。”
他看似在闲聊，却有些手忙脚乱，几句话说完之后，便婉言下了逐客令。我也不想跟他闲谈，所以这样更好，只要他知道我来过就行了。
匆匆离开CANTIK，我向新宿方向走去。由闪烁的灯泡组成的霓虹灯挂满大街小巷，照亮着尚未黑尽的夜晚。东侧一带淫亵而杂乱，整条街与圣诞节的气氛相距甚远。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里还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教堂密集地带。
向胡同里望去，满目尽是耀眼夺目的小吃店的招牌。在正街的小泷桥大道，稀稀落落的有几家灯红酒绿的酒吧和休闲吧。虽然都有酒卖，去哪家都一样，但今天我不想独自沉陷在酒吧的喧嚣里，而是希望身边有个可以作证的证人。我知道这种糟糕的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但却迫切地感到至少在今天得有个证人。
我决定跟市濑真奈美联系，正好也有事求她。我给鲷茶公司事务所兼她的住所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她本人，这才想起她的事务所本来就只有她一个人。
我约她出来，她一口就答应了。她问去哪儿，然后指定了附近的一家酒吧，叫我先去，她1小时之内就到。我按她说的先去酒吧。
市濑指定的红砖酒吧在从CANTIK沿小泷桥大道向新宿走5分钟的地方。进了大门，在楼层前一截很短的通道上嵌着旧红砖，向人诉说着店名的由来。整个楼层包括吧台全是一色的深棕色，非常漂亮。也许有人称赞它时髦，但在我看来，这里只是一个酒吧，是喝酒的地方，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我坐在吧台前，把装着录像带的袋子放在旁边的高凳上以防忘记。或许还不到泡酒吧的时间吧，只有一对下班的情侣坐在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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