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百思不得其解，虽然一度想过只要积少成多就能增加一定利润，可是简单一核算，按卖出30套节目计算，1年利润不足4000万日元。如果我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我才不会为此铤而走险，除非超过1亿日元。30套，这是我信手拈来的一个数字。屋部公司和电视台共同制作的节目1年最多三四套，其他都是协助制作或者无版权制作的节目。屋部制作公司作为独立制作公司开始运作是在7年前“芹菜果酱”组合以外的笑星被培养成才、屋部公司能够单独制作丰富多彩的节目之后，也就是说，把全部能卖座的节目集中起来也不足30套。因为不可能所有的节目都具备冲击市场的质量，能卖座的最多也就10部，如此看来应该更不敢冒险。
但是，合同是存在的。屋部也罢桐岛也罢，都不是那种事情做了之后才发觉没多少油水的人，如果不是胸有成竹，他们才不会轻举妄动。
旁边女学生的朋友陆陆续续来了，果然是韩国留学生，她们开始大声用朝鲜语交谈。这一带没有大学，可能是日语学校的学生。如果是特别讨厌外国的屋部耕造在这里，他恐怕早已如坐针毡，这是他的惟一弱点。
讨厌外国真是他的弱点吗?也许立川忽略了这一点，我也一样。
我用店内的公用电话给屋部公司打电话。不敢肯定高木是否还可以信赖，只是觉得他比其他人好些，于是决定问问高木。
“对不起，经常打扰。”
“不，没关系。”
高木的声调听起来没有异样。
“有件事想打听一下，屋部公司和其他公司签约时，一般谁在合同上签字?”
“跟你在这里的时候一样，当然是总经理。”
“百分之百吗?不会因情况特殊，桐岛来签字?”
“不会，作为负责人他可以签名，不过，我们公司的合同百分之百地必须由总经理签字。文娱制作公司要签的合同并不太多，关于电视演出用不着一一交换合同文本，节目制作也如此。要交换的大致有演员聘用合同、广告合同、跟唱片公司签的合同等等，全部必须由总经理亲自过目签字。”
“非正式合同呢?最近听桐岛说，去年曾跟马来西亚的电视台合作制作审查节目，当时的合同怎么签的?总经理不肯去国外，不会到对方国家去签字，按实力也很难把对方的领导请到日本来。”
我错误地以为合同里有桐岛的签名就足够了。
“你是错把它当成条约签字仪式了。你想像的大概是两个国家元首并排站着出席条约签字仪式的一幕吧?签字并不一定非要双方凑齐了才签，在敲定合同内容时，或者由桐岛出面，或者委托当地的代理人面谈商定。签字本身可以在邮寄来的材料上进行，然后寄回对方。你在签订信用卡合同时，不就是在申请书上签字寄回的吗?”
的确如此，我把跟国外签合同的事看得太郑重了。无论我或者立川，都不曾在外企工作过，只知道跟屋部公司签订所属合同的方式。如今想来，老板虽然到场，但并没有当场签字。
“真的是百分之百地由老板签字吗?”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高木笑了，为我的婆婆妈妈感到滑稽。
“我听桐岛谈起过马来西亚的事，只是不知道那字是怎么签的。”
“行啦，不用对我解释，我知道你心里有事放不下。怎么样，跟我说说吧。”
“不行，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
“你还是老样子，一种死不求人的完美主义者。”
电话里传来了我最不愿意听的品头论足，我根本就不稀罕，他却像个评估公司。
“你对自己力求完美，死不求人，自己的事决不让人插手，而对你的老搭档立川则另当别论。我以前一直很佩服你的那种生活态度，不过，那毕竟只是袖手旁观。如果站在你的立场来考虑，那种生活没法让人幸福。你孤芳自赏，独自悲伤，其实你完全可以请人分担的呀。与人相处，总有所得，不是吗?”
“我希望你有话直说，可惜的是我现在的生活一无所得。”
“不，我说的有所得不是那个意思。”
“算了，”我打断他的话，“我都懂。不过，我现在跟什么完美主义毫不相干。说我死不求人，算你说对了，跟拉屎时不希望有人帮忙一样，自己的事应该自己解决。”
“明白了，我无话可说。”
高木说得很干脆，但声音并不响亮。
“不过，我也很难，没一件事顺心。另外，听说桐岛提交了辞呈，理由还不清楚，但他实际离开公司要等立川的事平息之后。顶头上司要辞职，令我忐忑不安，在这种时候没任何解释就辞职总叫人不是个滋味。”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举动，仿佛已经承认自己有罪。
“副总经理在办公室吗?”
“今天难得在休息，最近假期都不休息整天连轴干。他说他会一直呆在家里，如果有事你可以跟他联系。要找他吗?”
高木的话道出了我的心思，不愧是个能干的经理。
桐岛3年前搬了家，高木把他的新地址告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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