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才开始，你们左一个案子右一个案子，凭什么那么说我?文娱记者把它当做文娱界的一大丑闻大肆渲染我不在乎，外行人说东道西我也可以不管，可你们警察称它为‘案子’，等于把我当嫌疑犯在调查。关于那件丑闻，你们警察并未介入，对方也没提出控告。说到底我是清白无辜的，不要光凭一本杂志就信口胡说。”
“笠原先生，非礼也是犯罪，只因为强奸属于亲自控告罪，我们才没有随便介入。如果没有限制，我们早就开始暗中调查了。最后也许会证明你清白无辜，但那肯定是一桩案子。”
的确，如果没有亲自控告罪的程序规定，我当时肯定会受到警方的调查。如果那样，果真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吗?
“怎么样，明白了吗?”年轻警察非常得意，“即使你现在坦白是你干的，我们也拿你没办法。”
我站起身来，折叠椅没折就倒了。安藤也跟着噌地站起来，走到依然大大咧咧坐着的年轻警察面前。
“走，立野，回去吧。笠原先生，打搅啦，谢谢你的合作。如果想到什么事，请打名片上的那个电话。”
安藤非常客气，而被叫做立野的警察这才慢吞吞地站起来。
“打扰啦。”立野说。
“别这样，客套话都听腻了。刚才说一个人被杂志说东道西不可能心情舒畅，而我平白无故地遭人诽谤，那会是什么感觉?起码的想像力你们总该有吧。”
立野也许是有所想像，耸了耸被西服紧裹着的厚实的肩头。但是，我母亲因读了那则报道而自杀之后我的心情，他可能永远不知道。
5年前，准确地说是4年前的3月初。《新周刊》编辑部的片仓打电话给屋部制作公司，说要传真一份预定下周刊登的一篇报道的概要，要求给个意见。传来的是一篇报道的打印稿，几乎是全文。若在平时，应该先一条一条列出要点，各要点后附问题，请对方发表意见，可是当时片仓一股脑将自己的意图全盘托出。也许是太自信的缘故吧。我们最初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以为是他面对事情的严重性而表现出的一种恐慌，我们只要态度强硬，对方就会不攻自溃。
我第一次看见稿件是在屋部制作公司总经理室。我和部门经理高木照喜被叫到那里时，总管经理桐岛哲和总经理屋部耕造正在里面阴沉着脸严阵以待。坐在办公桌边的屋部把传真件往桌上一掷，面无表情地盯着我，显得非常不悦。他是拥有众多笑星的制作公司总经理，为人刻薄。我和立川初出茅庐时，在他家住过一年，早已学会如何面对，因此我一言不发，只看传真件。
对情况一无所知的我开始没把那份稿件当回事，可是当内容一点一点地映入眼帘之后，明知那是恶意中伤，我仍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报道说我把一名18岁的女高中生诱拐入室并且非礼了她。她叫镰田和美，是我的一个狂热崇拜者，一周里她天天到我公寓来要求见我一面。她说在2月10日被我请到家里，本来只想跟我见面聊聊天，却被我拖进卧室强行发生了关系。
等我看完，总经理问我所写是否属实。我顾不得总经理的麻木和对我的不信任，一把将传真件撕成两半，说全是编造的谎言。在旁边一起看的高木不屑地笑道：“岂有此理。”
我说那是造谣也不全对，除了把和美拖进卧室强行非礼这一关键部分是无稽之谈以外，其他都有根有据。
镰田和美的确在2月10日前的一周来公寓找过我。因为我时常不在家，不知道她是否天天都来。我每次回家，她要么在路上拦我，要么来按门铃，总是纠缠不休。当时我住在中野的公寓，公寓房刚开始一套套地出售，大门还没安装自动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直闯别人家门。以前也有过同样的崇拜者，我给他们签名、握手之后，全都满意而归。而镰田和美却与众不同，连续一周的纠缠令我忍无可忍，以至最后两天发展成了激烈争吵。我推搡过她，叫她别再来纠缠，可她却满不在乎，反而指责我对世界头号追星族太过分，气得我直发抖。尤其是2月9日那天，双方争吵到白热化，我拽住她制服袖口硬把她推出公寓。当时从她书包里看到了学生笔记本，方才知道了她的姓名。我吓唬她说如果再来就要告到学校去，这才将她唬走。第二天她没来，我也就把她忘了，后来才知道她2月10日来过。当然，如果我2月10日不在家，什么事都没有，她来就是想摸清我是否在家。
我在总经理室一口气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总经理听明白以后，提出必须想方设法阻止那篇报道见报。听口气他依然对我不信任，这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他的支持。
然而，报道最终还是见报了。编辑部权衡了跟屋部制作公司的良好关系，最后选择了报道刊登后可以预见的轰动效应。登出的报道附加有公司发表的“报道内容纯属无稽之谈，一旦刊登必将诉诸法律”的意见和据说是镰田和美受到非礼的第二天医生开出的诊断书。诊断书上镰田和美的名字变成了某A。
我们决定暂时不进行耗时费力的法庭抗争，想通过其他媒体进行反击以求速决。面对《新周刊》报道的轰动效应，敌对的《强力周刊》一口答应登文反驳并挤排进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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