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屈佛德被带出“陌生人”房间后，福尔摩斯说，“我们给艾弗拉德先生发个电报，希望可以拜见他。可能他可以解释一下这一发现。”
“我在想他为什么允许派屈佛德去打开古墓，”我说。我们走到街上去拦出租车，“如果他那么坚决的反对陌生人进入他的土地。”
“啊，华生，你从来都能提醒我，”我的朋友答道。跟平常一样，他不坐等在那里的第一辆车，上了第二辆。
我的脸因为高兴而涨红了，但，我想，暮色很好地掩饰了我的脸红。
第二天的《标准报》上出现了一则新闻，说汉斯约瑟夫·格特曼教授，梅德堡大学硕士，牛津大学教授，意外跌下国王十字车站的月台，于5：14被车撞死。福尔摩斯把报纸递给我，用修长的手指指着新闻，没有说什么。但当我们从见克街出发去寻找黑鸟的真相的时候，他神色非常严峻。
艾弗拉德·阿多顿爵士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他大约六十五岁的年纪，头发花白，大胡子剪成军人的式样。他站在书房里，两只手里都拿着一根金质手柄的藤条，靠它们支撑身体。
“这么说，那个矮个子蠢货以为他在我的古墓里找到了马耳他猎鹰!”他的声音很深沉，语气非常轻蔑，还没来得及跟我们客套，就说出了这些话。
“你知道有这么一只鸟的存在?”福尔摩斯的声音有意地保持冷静。
“我当然知道，”老人回答说。他用一根藤条指向壁炉旁的座位;我谢了他，坐在皮椅上。艾弗拉德爵士挣扎着走向最靠近炉火的椅子，“我从小就知道弗朗西斯·沃内和珠宝珍禽的故事。那是我小时候的睡前故事，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的父亲不停地向我吹嘘他的祖先在的黎波里打败北非海盗，获得了那只稀世珍禽。”
“如果在我贝克街的壁炉架上的不是马耳他猎鹰，”福尔摩斯静静地说，“那真的鸟又去了哪里呢?”
“在这里，当然，”老人回答说，用金柄手杖敲着地面来强调他的话。我第一次发现金手柄是一个猎鹰头的形状。“在楼上的宴会厅里。我从来不上楼，所以我有几年没看见它了，但它是在那里，我向你保证。”
这个情形于我看来很清楚了：艾弗拉德爵士由于脚跛，不能去看他的珍宝，一个贪婪的仆人偷走了它，并把它藏在坟墓里，直到他的同伙找到出价最高的买家再拿出来。如果这个可怜的老人知道他的鸟已经飞走了，他会是多么震惊——而知道它又失而复得，那又是多么可喜的事。
“我们可以——”福尔摩斯开始走向楼梯。
“当然，”艾弗拉德爵士打断了他的话。“请把它带下来，我很想再看看它。我最后一次见它已经是很多年前了。”他拉响了铃，一个高高的面色苍白的长脸管家过来了。“巴恩斯，把这两个先生带到宴会厅，他们想看看猎鹰。”
“很好，先生，”仆人鞠躬回答。他把我们带出灯光昏暗的书房，走得很慢，有些犹豫。我想我知道他那么慢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人是个坏蛋，他的偷窃行为就要被他的愤慨的主人知道了。
福尔摩斯和我跟着他上了楼梯，宴会厅占了整个三楼。这个大房间里光线很暗，墙上只有高处有一扇小窗射入一些光线。铜质的烛台静静地见证着仆人的懈怠，地上和壁炉架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房间里的椅子、桌子、脚凳和长椅上都套着穆斯林风格的罩子。
壁炉架是空的。我正想说这里没有那只珠宝鸟，那个仆人，虽然有一双大脚，却走得跟猫一样轻，走到最大的长椅旁，揭开穆斯林尘罩，扬起了一阵灰尘，呛得我咳嗽起来……在长椅的中间座位上有一只金色的小鸟，跟在贝克街的那个大小和形状一模一样。即使在宴会厅里昏暗的光线下，它的红宝石眼睛也在闪光。
“下可能，”我气喘吁吁地说，“不可能有两个!”
“为什么不能?”福尔摩斯走向长椅，拿起雕像，把它拿在手里转动，我能看到镶嵌在上面的宝石发出七彩的闪光。“造出一个这样的珍禽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如果说骑士团可能造出了第二个，那简直就是荒诞了啊!或者两个中有一个是假的?”
“想象一下。”我说，想到了事情的本质，“它们可能都是假的。”
“当然。华生，当然。”他把鸟夹在胳膊下，好像夹着一条面包，大步走向门口的楼梯。“这就是假设令人愉快的地方，也是它的缺陷。”他接着说，“你可以想象任何一种可能性而不需要去证明它。而我的工作是证明它，所以我不能在现在这个时候作假设。”
当福尔摩斯进入书房时，艾弗拉德爵士显得很平静，虽然房间里的暖气很热，老人还用一条羊毛毯盖在膝盖上，他的手因为冷而显得苍白。我私下里诊断这个老人因为缺少运动而导致循环缓慢，但我只是自己想想而已。
“我告诉你它会在这里，它果然在。现在，”艾弗拉德爵士继续道，“如果你能告诉那个蠢货派屈佛德，我不能容忍这个奇妙又烦人的古墓再受到任何打扰。我允许他打开古墓，条件是他能保证绝对保密，但他把你们引到了这里，显然是没有恪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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