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女孩或女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屈尊跟我分享我的人生呢?虽然我的伤口已经由红色变成了浅粉红色，但什么女人能看着我的伤口而不感到厌恶呢?我还只有二十来岁，长着雀斑，留着新蓄的胡子，虽然自认为不算难看，但也绝对算不上帅气十足、充满魅力。相对来说，通情达理、待人以礼和做事认真是我的美德。我不担心我的波希米亚倾向会影响我的婚姻生活。我大学时的导师，阿维利尔，把这种倾向描述成是对沉闷无聊的回应。他对我的评价是忠诚，但没什么心计，可能会给我招来麻烦。
有一次，我在泰晤士河附近散步，认识了巴吉尔。
那天，我在乔治龙酒吧的门口，正在为买放在酒吧外的鹅卵石而讨价还价，我的手杖倒在了泥泞的路面上。我身体的重量突然落到了伤腿上，支持不住，我就摔倒在石头路面上，过了一会儿，我缓过气来，确认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在我还没能站起来之前，就感到有人扶住了我的肩膀，帮我站了起来。
“这儿可不是阿富汗，医生。”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他扶我起来站稳。我转身要谢他。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伦敦人，他的力量显得跟他的身材不大相称，硬圆顶礼帽斜着戴，有点放荡，他的手已经插回了口袋里。
“你怎么知道我曾经是个医生?”我同道。
“现在还是吗，你?我算是蒙对了，有点狗运。”(我不会试图把他的伦敦腔方言准确地写出来，音译对作者来说很难做，让读者去解读就更难了。我只试图稍微抓住一些能表现他丰富多彩的说话方式中的特色之处。)
我从满是泥浆的裤子里搜摸出一枚硬币来奖赏他。
“免费，医生。我乐意能帮上忙。”
“你能再帮我个忙，跟我一起喝点酒吗?”我指着乔治吧，虽然我刚从那里出来。
“行啊。”他回答道，扶住我的手臂，好像怕我再次猛摔一跤似的。他把我领进吧台前，我点了一品托的酒。我们互相介绍，他告诉我他叫巴吉尔。
我又一次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医生呢?还有我到过阿富汗?你是把每个人都叫作医生吗?我想凑巧猜的也不会那么准吧?”
“告诉你，医生，我就是知道，但见鬼了，我就是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的。举个例子好了，坐在窗边的那个家伙。他是铁路工人，可能是卖票的，在滑铁卢车站做事。回家前他到这里灌一杯。路上他要停一下，得买点东西回去给他老婆当晚饭。”
我目瞪口呆，感到万分惊讶。
“我们可以麻烦一下那家伙，问问我说的对不对，但现在不行，对吧，医生。我们待会儿跟着他出门，等他买完东西，就过去跟他问路，然后说他像我们在滑铁卢车站售票的一个熟人。想不想玩玩，医生?”
“是的，当然。但你要想想究竟是怎么知道我是个医生的。”
“是因为你咸菜一样的脸色，你可别介意我这么说。这就表明你去过印度或阿富汗，最有可能的呢就是跟着军队，因为你看上去不像个糖商。虽然有些跛，不过你走起路来，看着就像在军队里待过。如果你是个军官，你可以骑马;如果你是步兵，你宁愿被大卸八块，也不愿意走路。你嘛，两个都不像，所以我就猜你是个随军医生。从你的嘴唇和皮肤褪色的情况看，我估计你三个月前离开了军队，误差不超过一个星期。怎么样?”
“太神奇了!。我惊叹道。“你所猜的我回来的时间跟实际相差没超过一个星期。”
“现在，我可以想想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他说着，语气中带着一种惊喜的骄傲。
这时，窗边的那个男人站起身来，离开了乔治吧。我们远远地跟着他，就像巴吉尔预言的那样，他走进了一家杂货店，几分钟后走出来，手里拿着个包。“他现在要回家了，”走了几个街口之后，巴吉尔说道。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在下一个街角追上了他。
“对不起，先生，”巴吉尔说，用他那迷人的厚脸皮方法。“这是去纳尔逊广场的路吗?”
“哦，不是的，”我们的猎物回答道。“你必须往反方向走才能找到。”
“先生，你让我想起了一个我曾在他那儿买票的车票代理，”巴吉尔说。
“可能是的，”我们的不知名的朋友说，“我在滑铁卢有个窗口，但是我不认识你，希望这不会冒犯你。”
“当然不会，先生。”巴吉尔说，“谢谢你为我们指路。”等到我们的车票代理从街上消失后，我看着巴吉尔，希望他解释这一次“蒙对了”的道理。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味道，他身上有那种他们用在蒸汽机上的焦炭的气味。如果你在火车站待上一段时间，这种气味就会渗进你的衣服和头发里，他的马甲前面有一块磨损了，那一定是他在柜台的边缘上磨的，他手指上有红色的印泥印，是他在票上盖章时印上去的。”他抬头看我是不是跟得上他的思路。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滑铁卢站是猜的，河对岸是维多利亚站，如果他住在这附近，那么乔治吧就在半路上，他就从这条路回家，正好顺便喝上一杯。他愁眉苦脸地看着一张纸，可能是他太太写给他的便条。那能是什么呢，一定是她让他买什么东西而他忘了，他看上去也不太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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