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的脑子，我好比是一块磨刀石。我可以刺激他的思维。他愿意在我面前大声整理他的思想……我头脑的那种一贯的迟钝有时会使他不时烦，这种烦躁反倒使他的灵感更欢快地迸发出来。在我们的友谊中，这就是我的微不足道的用处。
这当然也是相当“无私”的表述，但还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头脑迟钝”的谦逊的人怎么能够起到刺激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作用，或者，就案件而言，带着毕生明显具备的少见的洞察力和知觉力，写出了五十六个短篇和四部长篇的福尔摩斯的经典故事。
说华生是个普通人，缺少福尔摩斯的智慧(一种消极的素质)，所以成为了福尔摩斯的配角，这无法解答这个两难问题。相反，问题的答案在于他对非理性(华生的积极素质)的心理倾向是对福尔摩斯突出的冷静理智的补充。其结果便是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头脑强有力的逻辑和内心的热情在精心安排下得到了平衡。
在福尔摩斯的经典故事中，没有什么能比在福尔摩斯对女人的无数憎恶的话语中更清楚地看到这种二元对立了。在《四签名》中，华生第一次结婚，医生吹嘘说这是“一次跨越多个国家和三个分离的大陆的追求女人的经历”，福尔摩斯评论道，“爱是一种感性的东西，而任何感性的东西都是跟我所最祟尚的真实而冷静的理性相对的。我永远不会结婚，免得我在判断上面出现偏见”。他又加了一句悲观的、愤世嫉俗的话保证说：“我所知道的最出色的女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而毒死了三个孩子，她被绞死了”
以上最后一句评论是福尔摩斯典型的乖张表现，他用不相配的陈述和举止来嘲笑华生，以此为乐。这里，人们会想到当华生发现福尔摩斯在一家医学院里抽打尸体，以观察一个人死后多久还会出现瘀痕时，他会是多么的惊异。这种令他惊异的事情还有后来福尔摩斯在伦敦城背着鱼叉闲逛完之后，在贝克街露面;当然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询问华生是否介意分享一点可卡因。这样的事情的确把华生放在了一个笨拙的不利位置，这让福尔摩斯非常享受，而在同时，它们背叛了福尔摩斯自己的感情——他把乐趣建立在牺牲华生的利益之上。所以福尔摩斯也不是他假装的那么倔强、没有感情，而正是华生的感性主义把这种感性的行为从福尔摩斯那里带走了。
尽管如此，华生也有冷静而富有逻辑的时候。还是在《四签名》中，福尔摩斯宣称“在这件事当中没有大的谜团”，在当时，他详细讲述了他对这件案子的观点。但等到华生对他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反对意见之后，福尔摩斯不得不闷闷不乐地承认：“这里有难点;这里当然有难点。”
但正如我们不能让华生跟福尔摩斯太相像，我们也不能假装福尔摩斯是一个装满隐藏起来的感情的火热大锅。这也成了诸多福尔摩斯模仿作品的一大主要困难。在尼古拉斯·梅耶的《百分之七的解决》(度顿出版社，1974年)中，还有电影《午夜追杀》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想要把福尔摩斯人性化，从他心灵的洞穴里寻取一种不可能有的情感创伤。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破坏了侦探与医生的平衡。在《百分之七的解决》中，华生必须要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以便应付深陷毒瘾的福尔摩斯。而在《午夜追杀》中，福尔摩斯(由克里斯多夫·普朗莫饰演)还擦着豆大的泪珠。可怜的詹姆斯·马逊饰演的华生，表情像极了一只被溺爱的西班牙猎狗，因为作为理性主义者的福尔摩斯把毕生情绪化的角色也抢走了。
正如在原本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里所展露出来的福尔摩斯—华生关系之中，存在着这种微妙的相互影响，甚至连福尔摩斯和华生的职业也跟他们性格上的契合有关。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个理性的科学人士，他的情绪化倾向受到了克制;华生医生主要扮演一个浪漫主义作者的角色，他与科学世界结缘只是因为他在医学工作上小有成就。
事实上，正是作为叙述者和假定的福尔摩斯故事的作者，华生在揭示这个伟大侦探的想法、甚至是感觉的时候，运用了自己的感性主义。仅仅把华生当作福尔摩斯探案的记述者会产生误导，因为正是作为作者的华生挑选了他朋友的生活细节和他会用在故事里的职业经历。如果华生的兴趣只是编造一个不紧不慢的探案故事，他就不会花时间为读者详细描述贝克街221B里面丰富多彩的生活，加入很多对侦探的住所和他内心私人空间的窥探了。
对后者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华生在《退休的颜料商》的故事里，引述了福尔摩斯见到约赛亚·安贝利时的悲哀的想法：“难道生活不是不幸和徒劳的吗?他的故事不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吗?我们伸出手，我们抢东西，但最后在我们手里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呢?一个阴影。或者比阴影更差——是痛苦。”华生的故事里还有很多时候，抓住了福尔摩斯理性盔甲下的一丝裂缝，正是华生的敏感把它们透露给了读者。
所以，华生选择去建立一种平衡的叙述。他没有，但愿也不要这样，贪婪地试图找到福尔摩斯的弱点，以便把它们展现出来为他自己的感性辩护。相反地，他描写福尔摩斯的感性时刻，是出于他自己的感性热情——还因为他发现一个没有情感的福尔摩斯只是个机器人，就像没有洞察力的华生也不能成为一个作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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