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没有阻止福尔摩斯在很多情况下责怪华生，说他在故事里投入了太多感性元素和太多浪漫的主意。福尔摩斯在《四签名》里说：
侦探学是，或者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对待它应该冷静，不带感情色彩。你试图让它染上一点浪漫主义，这和在欧几里德的第五命题里加入爱情故事，效果一样。
在《退休的颜料商》的故事里，华生试图报告一个应福尔摩斯要求而做的调查结果：“他的旧房子就在‘郊外破旧的高速路’中间，周围是被晒干的墙，斑驳地长着青苔，顶上也长满了苔藓。这种墙——”对此，福尔摩斯尖锐地回应道：“不要再作诗了，华生……我发现这就是堵高砖墙而已。”
这些都是福尔摩斯对华生的写作风格没有耐性的例子，也是科学家对小说家技巧的不耐烦。而就算在这种明显的愤怒之中，就是福尔摩斯本人，在《身份案》故事中谈起真实与虚构之别的时候，可能他自己都没注意到，提议说就算是事实也需要华生特别的技巧加以描述：
我亲爱的朋友，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奇怪上何止千百倍;真正存在的很平常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这会使得一切老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对福尔摩斯来说，说真相比小说更奇特似乎显得很枯燥无味，但考虑到他强烈抗议华生处理他的案子的方法，福尔摩斯的立场中不可协调的矛盾就很清楚了。福尔摩斯自己建议说冷静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本身比小说更像小说。
他这么建议，事实上不仅仅只是暗示，而且还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在他跟华生的合作接近尾声的时候，福尔摩斯觉得有必要自己来记述一个案子，因为华生不在。在《皮肤变白的士兵》中，福尔摩斯写道：
……我常常指责华生，说他的叙述是多么肤浅，一味地迎合大众口味，而不严格地尊重事实和数据……我不得不承认，当我自己拿起笔来时，我也意识到必须以吸引读者的方式来加以叙述。
接着他就讲了一个非常华生式的故事，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狮鬃毛之谜》里，写作的风格是华生式的，而叙述者却是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在需要的时候采用华生的写作风格，这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惊奇，因为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他显然很精通，特别是对华生的写作风格更是了如指掌。尽管华生在《血字的研究》开始时说福尔摩斯对文学的知识是“零”，但在太部分的故事里。福尔摩斯经常引述和采用文学作品——从贺拉斯和哈菲兹到莎士比亚和乔治·桑。也只是在最理想化的程度上，这个科学的逻辑学家——这是福尔摩斯努力想要成为的——必然很反感讲述故事时所需的情感元素。
所以几乎总是交由华生来记录情感压力中最惊人的时刻，因为如果让福尔摩斯来写的话，将会损害他理性的一面。可能华生所有故事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当他和福尔摩斯在《魔鬼之足》中，因为药物作用而经历的恐惧;
厚厚的黑云在我眼前旋转，我眼睛虽然看不出，但大脑却告诉我，在这片云里隐藏着所有的不明恐怖物体，宇宙中所有怪异和难以想象的邪恶，虽然现在看不见，但它们马上就要跳出来，黑云中浮动着模糊的影像，每一个都预示着一种威胁。一个难以形容的形象出现在门口，那黑影子让我的心都要炸开了。
虽然福尔摩斯会不同意华生描述这件事的方式，他当然不能否认它情感的浓烈度。这一“让人僵住的恐怖”一刻是福尔摩斯和华生友谊最动人的象征。福尔摩斯，带着他典型的冷静的科学好奇心，建议他和华生都试试这种被怀疑用在某一谋杀案中的药物。出于兄弟义气，华生答应了。受到了这种典型动机的约束，两个人一起跳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一起经受种种恐怖。但在这种地狱般的关键时刻，是华生而不是福尔摩斯，把自己唤醒，并把自己和福尔摩斯拉到新鲜空气中，两人才得以恢复。福尔摩斯软化了他自己的距离感，向他的朋友道歉说：“说真的，华生!”福尔摩斯说，“我对你真是感激不尽，抱歉不已。做这种实验对实验者本人来说也是不合理的，对朋友来说更是双倍不合理。我真的非常抱歉。”
所以在这种深厚友谊中的理智和情感的平衡——在福尔摩斯所说的欧几里德第五命题和爱情故事之间的平衡——不是在一个没有识别能力的只会瞎嚷嚷的人和一个从来都能把事情做对的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平衡。它也不是像有些模仿作品的作家所说的那样，在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福尔摩斯和在需要时能理解福尔摩斯式逻辑的华生之间的平衡。如果是那样的话，在任何时候，福尔摩斯和华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牺牲掉。
不，那是在一个非常人性的逻辑主义者和一个有洞察力的医生之间的平衡，它代表了对生命的不同阐释——但他们互相帮助，保证了歇洛克式经典故事的整体质量，把七十多年来深受读者喜爱的六十个故事统一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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