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枢指着辛谠，重新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不过这位辛兄可是宰相的孙子呢。”
辛谠的手在脸的前面挥了挥。
“祖父是祖父，我只是平凡的布衣罢了。”
所谓的布衣，指的就是平民。辛谠系出名门之后，他的祖父辛云京曾在代宗皇帝时期担任宰相，以忠义武勇为人所称道。不过，辛谠却宁愿选择离乡背井，到长江下游的都市定居，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生性好打不平，仗义行侠，压根就没想过要在朝廷里谋个一官半职。除了祖父留下的遗产足够他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之外，辛谠本身也懂得生财之道。年届三十一岁的他，尽管没有任何官街，但在扬州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富豪。只不过到了长安，只能算是个单纯的旅人。
“喔，原来兄台是辛宰相的御孙啊？”
李绩非常欣喜，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年纪二十七，在长安出生长大，早年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不久之前参加过坊州所举行的地方武艺大会，经过往返十天的旅程，最近才刚回到长安。
最后自我介绍的是李延枢。李延枢也算是个读书人，属于知识份子的阶级，不过远不到参加科举或是在朝为官的程序，只能在家乡开私塾教小孩读经识字、或是担任有教人家的家庭老师、替目不识丁的百姓代写书信、处理衙门的文书之类的工作。但愿话说回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小说，就是出自乡下秀才的手笔。只不过李延枢的出生早了五百年，这一年他才二十九岁。
“这么说来，小弟是年纪最小的，还要仰仗两位大哥多多照顾。”
李绩说话的当儿，店小二陆续把干和蒲桃、牛肉和河鱼料理端上桌。在李绩的要求下，辛谠也说出了他千里迢迢从扬州来到长安的原因。
“在扬州，我认识了一位叫圆仁的外国和尚，他告诉我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Ⅳ
圆仁是日本来的和尚，在四十五岁那年，也就是文宗皇帝开成三年（西历八三八年）随着遣唐使的船只渡海到中国学习佛法。当时的日本认为唐朝是佛教的中心，圆仁为了学习佛教的真髓，才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渡海求佛法。七月二日那天，他在长江河口附近上岸后先滞留在扬州，等待文宗皇帝颁发的入境许可证明，一等就是半年的时间，他和辛谠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的。其实辛谠对佛法并不热衷，但是圆仁远从异国来唐求法的精神却令他甚为感动，所以在生活起居上提供不少支援。
其后，圆仁还到过五台山的佛教圣地修行，于开成五年八月抵达大唐的京城长安。未料二年后，就遇上历史上有名的“会昌废佛”风潮。
在中华文长久的历史中，经常发生这类的悲惨事件。在位高权重者的煽动下，少数派遭到诬陷迫害，难以数计的文化宝藏被无情摧残，“会昌废佛”就是非常有名的例子之一。
会昌二年（西历八四二年）十月，二十八岁的武宗皇帝颁布敕令，强迫国内的僧尼还俗。翌年，大权在握的宦官仇士良去世。仇士良生前为了贡因自己的势力，暗中进行各种阴谋勾当，包括谋害皇族二名、后妃一名、宰相四名。但是这位横暴恶名昭彰的恶徒，惟独对佛教崇拜有加，对外国来的僧众更是礼遇，所以仇士良的死对外来和尚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
仇士良死后，他的遗族和随从遭到逮捕处刑，万贯的家产也被没收充公。所谓“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长安城百姓对仇家的下场莫不拍手叫好。只是，长安城并没有因仇士良的死而回复平静，反而连番发生严惩的祝融肆虐，其中，六月一场大火更造成了四千户民家烧毁的巨大损失。
会昌四年（西历八四四年），武宗正式下令“朕痛恶佛法，下令烧光天下所有的佛书、坏毁天下所有的佛寺。”到了这时期，“会昌废佛”的运动正式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这场浩劫中，大唐帝国境内被捣毁的大寺庙有四千六百座、小寺庙四万座、强制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人，拒绝还俗者一律处死，寺院的土地和财产全数遭到没收，情况级为惨烈。
唐朝的朝廷向来以信奉道教为主，但是对其他宗教多半采取宽容怀柔的政策，长安因此成为汇集百教的大城市。既然如此，为何年轻的武宗会下达如此严酷的废佛敕令？据说，废佛事件是一位叫赵归真的道士在幕后主导，他怂恿武宗宣布废佛令。但话又说回来，此时的佛教的确早已百病丛生，弊端连连。寺庙不仅拒绝向政府纳税，还向信众们收取布施、收购土地、囤积财富，不少出家僧众沉溺酒肉女色。武宗之所以强制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一来既可充实国库，二来也可借此废佛运动，整肃堕落的佛教界。
但若以励精图治的角度来说，武宗的手段未免失之极端严苛，不仅铲除异已，甚至连中立派，或是批评者也遭到诛连的命运。“十八史略”中描述武宗的为人“豪迈果断”，是位充满英雄霸气的年轻皇帝，只是一旦失去分寸，容易流于刚愎自用，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废佛风潮造成长安城暴徒横行、寺院遭无情摧毁，佛经被焚烧、宝物被掠夺、僧尼死伤更是无数。焚烧寺院的火舌经常波及到附近的民宅，这也是长安城在这段时间，接连不断发生大火灾的肇因。“即使是处国的僧尼也不能例外，一律令其还欲，违者处死”，就是这道敕令，圆仁被迫离开长安，回到祖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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