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必要这样说，”戈伊尔斯先生反驳道，“我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和愚蠢的境地。”
“是的，”温西勋爵讽刺地说，“三点，一天中最令人厌恶和寒冷的时候，下次你再安排私奔，应该安排在傍晚六点或者夜里十二点。你更适合策划而不是执行阴谋。任何一点小事情都会让你神经紧张，戈伊尔斯先生。事实上，我不认为你这样脾气的人适合携带轻武器。你这个傻瓜，昨天晚上究竟是什么让你冲动地拔出手枪射击我?如果你不小心将子弹射进我的脑袋或心脏或其他什么重要的地方，那么你将处于更加该死的尴尬境地。如果你如此害怕一具死尸，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别人开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让我费解。如果你现在说的是实话，那么你一点儿危险都没有。老天!想想我们为了抓到你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工夫——你这个傻瓜!还有可怜的玛丽，不停地为你设想，几乎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她认为至少你不会跑，除非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也太过精神紧张了。”玛丽用生硬的嗓音说。
“如果你知道被尾随、被跟踪、被纠缠的那种感觉——”戈伊尔斯先生为自己辩护。
“那么我想苏联俱乐部的人都很喜欢被怀疑。”温西勋爵说，“当你被认为是危险人物时，这就是你人生中最自豪的时候了。”
“只有你这种人才会这样嘲讽人，”戈伊尔斯先生激动地说，“一个阶级与另外一个阶级之间总是会产生很多仇恨。”
“不要介意这个，”莫伯斯插话，“法律是为每一个人而设定的，而使你处于这种尴尬境地的人只是你自己而已，年轻人。”他按了桌上的铃，然后帕克与另外一名警察进来了，“我们不得不——”莫伯斯先生说，“将这个年轻人置于你的看管之下。只要他行为规矩些，我们不会起诉他，但是在里德斯戴尔案件下次开庭之前，你不能让他潜逃。”
“当然不会，先生。”帕克先生说。
“等一会儿，”玛丽说，“戈伊尔斯先生，这是你给我的戒指。再见。如果下回你还有什么为某个决定性行动呐喊助威的公众性演讲，我想我会出席并给你鼓掌。这样的事情你做得很好。但是，除了这个，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当然，”年轻人憎恨地说，“你的家人把我推到这样的境地，而且你也背叛我、嘲笑我。”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个凶手，”玛丽小姐痛心地说，“但是我很介意你居然是这样一个浑蛋。”
还没等戈伊尔斯先生反驳，虽然有点儿迷惑，但是带着点儿高兴心情的帕克先生把他的看管对象架出去了。玛丽走到窗边，站在那里，咬着嘴唇。
温西勋爵立刻站起来，走近她。“我说，波莉，莫伯斯今天请我们吃午饭，你也来吗?伊佩·比格斯先生也会去。”
“我今天不想见他。莫伯斯先生非常好心——”
“哦，一起去吧。比格斯也是个名人，顶尖人物，值得一见。大理石一般冷酷的人物，他会给你讲他养的金丝雀。”
玛丽脸上挂着串串倔强的泪珠，对着彼得傻笑。
“你太好了，彼得，只有你还心疼我，逗我笑。但是我不能——我真丢脸。我今天已经够丢脸的了。”
“胡说，”彼得说，“当然，戈伊尔斯今天早上才露出他的恶劣本性来，但是他的处境也确实比较困难。走吧。”
“我希望玛丽小姐能出现在我的单身汉基地，那是我莫大的荣幸。”律师走过来，说，“我那个房间已经二十年没有招待过一位小姐了——哎呀，真的有二十年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玛丽小姐说，“那我可不能再拒绝了。”
莫伯斯先生住在斯塔波学校内一套让人愉悦的房子里。从窗子向外看，可以看到赏心悦目的花园，花园里有整齐的小花床，还有叮咚作响的喷泉。整个房间保持了一种神奇的老式律师的严谨风格。餐厅里的家具是桃花心木的，铺着土耳其地毯，挂着深红色窗帘。餐具柜上陈列着一些精致的谢菲尔德盘子，还有一些瓶颈上雕琢着镀银标签的细颈酒瓶。室内立着一个装满了大部头牛皮法律书的大书柜，壁炉架上面挂着一位面貌严厉的法官的画像。玛丽忽然对这种朴实而严谨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风格感到一种由衷的感谢。
“我想我们不得不等伊佩先生一会儿，”莫伯斯先生说，看了看表，“他正出席旺戈和哈伯对《真理》的审讯案，已经进行一上午了——事实上，伊佩先生认为正午就可以结束的。一个有才气的男人，伊佩先生。他为《真理》做辩护律师。”
“这对律师来说是个挑战，是吧?”彼得说。
“报纸，”莫伯斯先生说，唇角带着一丝随意的表情，打趣地承认，“反对那些声称用同一种药片可以治愈五十九种不同病症的人，旺戈和哈伯劝诱他们的一些病人在法庭上作证说明他们的治疗是有效合理的。听闻伊佩先生给了他们巧妙的一击。他的这种善行对那些老妇人大有帮助。当他暗示她们中的一位应该向法官展示她的腿时，在法庭上引起一片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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