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奇怪和令人同情的人啊。”玛丽说。
“可能他曾经渴望得到某种得不到的东西。”帕克说。
“哦，这我们可不知道，”莫伯斯先生说，“人们常常说梦中女郎也不会总是一场梦，但是他永远不需要求婚。”
“哈，”伊佩先生活泼地说，“在法庭上看得越多，听得越多，我就越倾向于认为费瑟斯通这样做，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决定追随他的脚步——这么推崇他?呃，伊佩先生!”莫伯斯先生说着，吃吃笑了起来。
帕克先生瞥了一眼窗外，这时已经开始下雨了。
千真万确，这一八四七年的波尔多已经是死物了，只余下古老的风味和余韵萦绕四周。温西勋爵手持玻璃杯，悬在空中。
“这就好像感觉一种激情达到了顶点，已经转变为一种疲倦厌烦的情绪，”他说，神情忽然变得很严肃，“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勇敢地面对它的消失，然后放弃它。”他像是忽然下定了决心一般，把杯中剩余的酒倒到火焰上，嘲笑般的笑容又回到他的脸上，“‘我喜欢克莱夫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再活着——我有很多话要讲，讲的是关于死亡。’(3)多么短小精悍而意义深远的四句话啊!——不管怎样，关于这个案子，我们有很多事要告诉您，先生。”
在帕克的帮助下，他向面前的两位法律人士讲述了目前为止他们所有的发现，玛丽也老实地承认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你们看，”彼得说，“很可惜这位戈伊尔斯先生不是凶手，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个午夜刺客倒是表现得很出彩，但事实就是这样了，我们也必须让他作为证人出庭。”
“哦，彼得先生，”莫伯斯先生慢慢地说，“先恭喜您和帕克先生做了这么多勤奋而有效的工作。”
“我想我们可以说取得了一点儿进展。”帕克说。
“但愿不是负面的就行了。”彼得加了一句。
“确实，”伊佩先生忽然唐突地带着难以置信的兴奋说，“确实是非常负面的，并且严重阻碍了辩护的进行，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在我们向你提供了这么多观点之后，”彼得愤慨地喊，“你这样说简直太棒了。”
“我想说，”律师说道，“这些观点只是让人更加糊涂。”
“该死的，我们只是想查出真相。”
“是吗?”伊佩先生冷淡地说，“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介意那一点点真相。我关注的是案件。只要我能证明凶手不是丹佛，我不关心是谁杀了卡斯卡特。只要我能提出合情合理的疑问，说明不是丹佛干的就足够了。一个当事人被委托给我，告诉我一场人人可以作证的争吵，有一支嫌疑很大的左轮手枪，拒绝为他的陈述提供证据，还有完全不充分的白痴般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可以利用神秘的脚印、时间上的出入、藏有秘密的年轻女人来迷惑法官的视线，然后再抛出入室行窃和情杀之类的模糊暗示，而这时你却出来解释那些脚印的存在，为那个不知名的人开脱，彻底消除其中的矛盾，点明年轻女人的动机，然后又小心地将怀疑再一次抛回第一个嫌疑人那里。你还期望什么呢?”
“我一直在说，”彼得咆哮，“这个职业律师是地球上最不道德的人，现在我更加确认。”
“哦，哦，”莫伯斯先生说，“这些都说明我们暂时还不能休息，你们必须再进一步调查，我亲爱的孩子们，去寻找更多有利的证据。如果不是戈伊尔斯先生杀了卡斯卡特，那么我们必须找出是谁干的。”
“不管怎样，”比格斯说，“有一件事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上周四你因为生病没有出席大陪审团审判，玛丽小姐。”——玛丽小姐脸红了——“并且，指控方现在正在建构案件的枪声发生在早上三点钟。如果你能做到，请不要回答任何问题，我们会解决的。”
“但是那件事之后，陪审团会相信她说的任何话吗?”彼得不确定地问。
“如果他们不相信，那就更好了。她将是他们的证人。你会被激烈地质问，玛丽小姐，但是不用管它。游戏就是这么玩的。你就坚持你的说辞就行了，我们会为你完善。明白了?”伊佩先生伸出一根手指，威胁性地晃晃。
“我明白，”玛丽说，“不管他们责问我什么，我只要坚持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就这样，对不对?”
“完全正确。”比格斯说，“另外，我猜，丹佛还是拒绝为他的行为作出解释，是吗?”
“确——实——是——的，”律师回答，“温西家族真是一个顽固的家族，”他加了一句，“恐怕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再继续追查这条线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能从其他方面查明真相，并让公爵与它面对面，或许他会松口。”
“好吧，现在，”帕克说，“对我来说，我们还有三条线索要继续追查。第一，要从外部环境找到公爵不在现场的证据;第二，从新的方向寻找证据，调查谁是真正的凶手;第三，等待巴黎的警方给我们带来一些有关卡斯卡特过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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