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意见开始走入拐点。某些未知的传闻流传了开来：法西斯!陶德杭特先生就是这种人。他全凭自己的决定，认为谁该死，就杀掉谁。如果他不是法西斯，那什么能算是法西斯?不管案子是否真的是他干的，但只要他那么想了，他就是个大坏蛋。而且，陪审团也认为他确实犯下了谋杀，不是吗?陪审团认定的，就是公众认定的。他才不是英国人!他是个法西斯!
《每日电讯报》因此而得到灵感，发表了一篇社论，以法西斯独裁者看谁不爽就把谁当眼中钉除去的行为，与陶德杭特先生的行为进行了类比。
随着公众愤怒的渐渐平息，英国司法体制的不公正之处也早已被遗忘了。政府私下决定了一周三会地讨论今后如何避免出现这种舆论的恐慌。当然，这些会议公众并不知晓。最终，就像所有人知道的那样，英国的司法体系依然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如果胡乱地修修补补，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政府依然博得了人民团结一致的支持，他们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吊死陶德杭特先生了。
对于外界的这种舆论发展，陶德杭特先生全然不知。反正他现在的内心已经不再焦虑了，他对于那些舆论的小事也不再在意了。陶德杭特先生怀疑一个真正的智者(陶德杭特先生是个谦虚的人，但他认为他理应被授予“智者”这个头衔)是否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死刑犯在被判刑前后有怎么样的反应。他意识到了，这是他的责任。
怀揣这种兴趣，他准备在被告席上与朋友们道别，并跟随警卫离开。离开了朋友们，离开了他们的支持，这并不会也从来不会让陶德杭特先生感到担心。他现在对于自己变成了一个囚犯而感到无比新奇，陶德杭特现在正满怀着这种兴奋的好奇心。
审判结束后，现场曾出现了一个简短的庆祝场景，欧内斯特爵士和陶德杭特先生互相庆祝，而区特威克先生在一旁向他们两个道贺。这一幕在别人看来还会以为是婚礼，而不足陶德杭特先生的葬礼。医生也找了个机会跟警卫说话，告诉他陶德杭特先生的健康状况很不稳定，警告他们不能让他走得太快，不能拿任何东西，不能经受任何体力活动，否则，警卫们将会发现一具尸体，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囚犯。警卫将这些话铭记在心，并保证在见到狱警的时候，会将这些话原样告知。陶德杭特先生的告别仪式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不禁让人觉得他是不是要外出度周末。
年迈而和蔼的警卫，领着陶德杭特先生穿过玻璃顶的门，走下倾斜的混凝土斜坡。斜坡下是一扇大铁门，穿过铁门，向前是又长又狭窄的石质走廊。走廊的两侧是带着玻璃顶的门，透过玻璃，陶德杭特先生能够看到朦胧的身影和面孔。里面的人也都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是囚犯吧，我猜?”他愉快地问道。
“是啊，”警卫点头说，“被判刑的，或是等待审判的。”
“哦，还没有经过审判的也关在这儿吗?看起来有点过于严厉了。”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关他们了。”
“嗯，应该是这样。”陶德杭特说道，心里又为自己曾计划的系列文章补充了一点。
陶德杭特先生自己也被带进了一间昏暗的小牢房里，然后被锁在了里面。那位友善的警卫对他说，他自己也不确定要关多久。
陶德杭特先生鼻子紧紧贴在玻璃上，望着外面的警卫、被判有罪的囚犯以及尚未接受审判的嫌疑人，来来去去穿过阴暗的走廊。他偶尔还能看到自以为很重要的头戴假发身披长袍的律师走过。
“真有趣，”陶德杭特先生观察着，自言自语，“罪有应得啊。”
不久，他发现自己又被领上了走廊。在走廊的另一端，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位灰发的警官模样的人正在黑板上用粉笔做着神秘的标记。陶德杭特先生问他在干什么，而他回答这些标记表示外面停放的囚车的数量，以及塞满每辆囚车的囚犯。
“啊，囚车。”陶德杭特先生好奇地望着外面闪闪发光的黑色交通工具，囚车正将不同的罪犯送往不同的监狱里去。
他忽然注意到警卫正略带歉意地拿出一个丁零当啷的金属制品。
“哦，对了，”陶德杭特先生说，“手铐。这种情况下，还需要戴手铐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警卫咕哝道，“但这是规矩。”
“老天禁止我违反任何规则，”陶德杭特先生愉快地抬起双手，他对于结果非常满意，“好，好，好。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啊。真有意思。”
他在办公室里登记之后，便被带着坐上了某一辆交通工具。
令陶德杭特先生惊讶的是，囚车内居然还分了许多个小牢房。他被锁在其中一间里，空间很小，他勉强坐了下来。从身旁传来的声音，可以判断出其他的小牢房也全都塞满了人。过了一会儿，囚车出发了。陶德杭特先生知道目的地：位于泰晤土河北岸的著名的监狱。
“很幸运，”他沉思，“我没有密室恐惧症。不过没有空气流通装置，真是太可耻了。”
最后，这辆外观很朴素的大卡车，终于停了下来。陶德杭特先生伸长的耳朵能听到其他房间门开开关关的声音。囚车又往前开了一点，接着他能够听到那些看不见的乘客伙伴们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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