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任务只是到时候指点给你看，其他一切都由你来管。你会在镜头里看见其他人，看见他们要干什么。摄像机里有一个麦克风，所以别人说什么咱们也能听见。好吗?”
他点点头。
“你做得太好了，摄像师先生。我真为你骄傲。”
克莱尔往后坐了一点，想了一会。作为一个研究过韦布生活背景的临床心理医生，她完全明白要帮助韦布就应该集中考察他的过去。他最严重的心理痼疾不是营救队队友的死造成的，其直接源头是他和他母亲、继父之间的三角关系。可她要踏入韦布的过去，涉足点还应该更早一些。
“摄像师先生，我要你回到1969年3月8号。你能把我带回去吗?”
有一刻韦布没有反应，接着他回答：“能。”
“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摄像师先生。”
她知道他的生日是3月8号，1969年的那一天韦布刚满六岁。很可能那是他和哈里·沙利文在一起生活的最后一年。她希望为韦布和那个人确定一个基本点，一段快乐的回忆。为小男孩举办的一场生日聚会将会定下一个完美的基调。
“彻底放松的摄像师先生，你将要调准焦距，转动摄像机。你看见了谁?”她催促道。
“我看见一所房子，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人。”
“集中注意力，把摄像机四周转动转动，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吗?1969年3月8号。”突然间，她感到一阵恐惧，也许没人为韦布举办生日会。
“等等，”韦布说，“等一会，我看见了什么。”
“看见的是什么呢?”
“一个男人，不、不，一个女人，她很漂亮，非常漂亮。戴着帽子，一顶小丑帽，她还拿着一块蛋糕，蛋糕上插着蜡烛。”
“听上去好像要给什么人举办一场晚会，是男孩的晚会还是女孩的，摄像师先生?”
“男孩的。对了，现在又出来另外一些人，他们好像原来一直藏着。他们喊着什么，喊着‘生日快乐’。”
“真好，韦布，有个小男孩在开生日聚会。他长什么样?”
“深色头发，个子挺高，他正吹熄蛋糕上的蜡烛。人人都在唱生日快乐歌。”
“那个小男孩听见他爸爸唱歌吗?爸爸呢，摄像师先生?”
“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韦布的脸色涨得通红，呼吸也加快了。克莱尔密切注意着他的身体表征，她不会让韦布的身体或情绪冒风险，绝不会走那么远。
“他长什么样儿?”
“大个子，好大的个子，比那里所有人都大，是个巨人。”
“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巨人爸爸做什么事了吗，摄像师先生?”
“男孩正朝他跑过去，他一下把他举在肩膀上，好像孩子根本没重量似的。”
“哦，一位很有力气的爸爸。”
“他亲着那孩子，他们满屋子跳舞，在唱什么歌。”
“仔细听听，摄像师先生，把麦克风的音量调大些，能听出他们的歌词是什么吗?”
韦布刚摇摇头，又点起头来。
“眼睛，亮晶晶的眼睛。”
克莱尔拼命回想，蓦地想起：哈里·沙利文，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的眼睛。爱尔兰人眼睛笑眯眯?”
“就是这首歌!不，不对，他自己编的词儿，真滑稽，大家都在笑。他现在正给那个男孩什么东西。”
“一份礼物?是一份生日礼物?”
韦布的脸扭曲了，身体突地前倾。克莱尔一惊，也倾过身子。
“放松点，摄像师先生，你看见的只不过是一幅图像，就这么多，一幅图像。你看见了什么?”
“看见人，一些男人进了屋子。”
“什么人?他们什么样子?”
“褐色衣服，他们穿着褐色衣服，戴牛仔帽。他们有枪。”
克莱尔的心脏猛地一跳。到这时她是不是该停手了?她细细观察韦布。他好像已经镇定下来。
“那些男人在干什么，摄像师先生?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在抓他，他们要把他抓走。他在大声喊叫，他在吼叫，大家都在惊叫。那群牛仔正把什么发亮的东西戴在他手上。妈妈也在尖叫，她紧紧抓着那个小男孩。”
韦布双手捂住耳朵，前后摇晃起来。摇晃得极为剧烈，几乎快把躺椅晃翻了。
“他们在叫，他们在叫，那个小男孩在叫唤：‘爸爸!爸爸!”’现在韦布自己也凄厉地喊叫起来。
噢，该死，克莱尔寻思，发亮的东西戴在他手上?警察闯进韦布六岁的生日聚会来逮捕哈里·沙利文。仁慈的上帝啊。
克莱尔又望着韦布。
“好了，摄像师先生，”她用最轻柔、最和蔼的声音说，“放松些。不要上别的地方去。拿起你的摄像机，暂时关掉它，等你想好去哪儿后再打开。好的，你的摄像机现在暗下来了，放松，摄像师先生。你什么都看不见了，放松下来，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所有人都不见了，没有一个人叫唤。都不见了，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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