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努里看了一眼安娜，似乎在向她道歉，似乎不想让她受到德黑兰中部的那些事情的干扰。安娜皱起眉头：努里没必要这样。
“这不仅仅是反抗，努里。”哈桑继续说。“这是革命。它正在席卷整个国家。”哈桑放下手中的威士忌，他几乎没怎么喝。“你觉得，沙阿退位后，谁会接替他?”
努里转动着酒杯：这样到底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还是在掩饰不安?“这问题很有趣。我赞同议会民主制，或许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哈桑叉起胳膊。“那么伊玛目1呢?”
安娜警惕地听着他们的对话。这个月早些时候，萨达姆·侯赛因2把在伊拉克生活了15年的阿亚图拉·霍梅尼驱逐出境。霍梅尼只好随即去了巴黎，从巴黎不断传回伊朗大量的激烈言论，其频率远远高于他在伊拉克那灰蒙蒙的村庄时期。他的影响力一下子爆发了，激起了更多骚乱。
“霍梅尼只代表一种声音。”努里说。安娜注意到他有意避开“伊玛目”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伊斯兰教的领导者”。“还有社会党、杜德党和民主党——他们都想推翻沙阿。”
哈桑向前倾去：“听我说，努里，阿亚图拉离开伊拉克时，本可以去阿拉伯国家的，但他去哪儿了呢?他去了巴黎，那儿有新闻自由，他可以继续呼吁人们推翻沙阿，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他是个了不起的战略家。你得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
哈桑看了看他。安娜的胃紧绷起来：要在平时，他们谈的是别人，不管努里举出哪一位宗教领袖，她都可以举出萨特3、卡尔·马克思，或是马尔库塞4来和他讨论。但她已经见过街上的那些抗议，对霍梅尼狂热的颂扬，还有妇女们脸上流淌的热泪;但哈桑也有他的道理。为了缓和气氛，安娜换了个话题。“我母亲就在巴黎。”
哈桑好奇地看着她：“真的?”
她点点头。要知道，她母亲还是那种能和极端分子、罪犯和流亡者友好相处的人呢。但她没说出来。
哈桑摸摸胡子。“有个在巴黎的母亲，还有个在美国的德裔父亲!安娜·萨梅迪，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想要什么?”
她盯着哈桑说：“我是努里的妻子，我只想要他幸福。”
哈桑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笑：“听起来像个很好的伊朗妻子;或许你还有希望。”
安娜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分钟后，哈桑向他们道晚安。“沙阿必死，我的朋友们。沙阿必死5。”
过去几个月都只有些零星的罢工事件，但到了10月底，一次大罢工使得包括石油领域在内的大部分企业都瘫痪了。接下来几天，示威人群烧毁了城市中的大片地区。英国使馆遭人纵火，示威人群还试图袭击美国使馆。有报道说，沙阿的军队拒绝制止示威人群，任由暴乱升级。首相只好辞职。爸爸也暂时不去上班了，并坚持要安娜在努里上班时来他们家。不过，骚乱还没有蔓延到德黑兰北部，北部的街道都很安静，萨梅迪家的司机仍会每天早晨来接她。夜里又是另一副光景。天黑后，整个城市的上空都传出“真主万岁!”的喊声。
11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离首相辞职才几天时间，安娜和拉蕾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拉蕾正在生闷气，因为她不能出门去见沙欣。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电视上播放着肥皂剧，演员们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安娜觉得现在大部分老百姓只能靠肥皂剧撑着，毕竟国家不可能让民众整天都在骚乱的消息中生活。但骚乱确实造成了影响。就连家里那个包着头巾、曾帮安娜把手提箱拿上楼的女佣，现在也变得充满敌意，沉默寡言，不再正眼看安娜了。
爸爸在书房里，他的短波收音机正在播放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安娜陪拉蕾看了会儿肥皂剧。虽然学了些波斯语，但演员说话速度太快，她还是听不懂。不过，她仍能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和表情看懂大概意思。她感到无聊，便走进书房，爸爸正坐在书桌前读报纸。收音机在一旁柔和地哼鸣着。
“爸爸?”
他放下报纸，看着安娜。“什么事，亲爱的?”
“抱歉打扰您。”
“没关系。”他宽厚地笑笑。
“爸爸，你觉得会闹革命吗?霍梅尼会回来领导伊朗吗?”
安娜不知道爸爸会怎么回答：也许会极力否认，也许只是轻蔑地笑笑而不明说，表示这问题很荒谬。他向后靠在椅子上，说：“我希望不会。如果革命发生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办。”
安娜觉得自己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她一屁股坐下来，问道：“所以，您还是觉得有可能发生革命?”
爸爸抿起嘴，把报纸叠好放在桌上：“如果是六个月前，我会说不可能发生革命。但我现在不那么确定了。沙阿正失去民心，而且极其迅速。”
安娜知道爸爸的背景。努里曾经说过，他曾是军人，接受过像斯巴达人6那样的艰苦训练。那时虽然他没什么钱，却被训练成了一个严守纪律、勤奋而且有决断力的人。对他来说，质疑沙阿需要很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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