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围栏外张望，看见一小片树林和住宅区后的荒地，高速公路从荒地一侧的上方经过。另一侧的树木之间透出绿色。我看看地图。那是克雷念书和学习拍照的中学。
我侧身挤出半倒下的围栏，摸索着走进树林。彼此纠缠的树木过于浓密，阳光很难照进来，地面的植被很稀薄，但积着厚厚一层垃圾——数量可观的纸张、瓶罐、床垫、轮胎和无法辨识的或朽烂或熏黑的杂物。解冻和春雨造就了成片的烂泥塘，我不得不一路蹦跳。树林的尽头是一小片草地，树林与校园之间的斜坡上杂草茂盛，但校园界内的草坪就很整齐了。
这一幕隐约有点不寻常，让我想到了什么，似乎是在书里读到过的地方，或者是我以前念书的学校，已经被我遗忘，今天凑巧又故地重游。我四处走动，听见高架桥上的车声，嗡嗡飒飒仿佛树上的昆虫。我忽然想到，肯定就是在这片野地上，好心肠的巴恩斯沃思老师发现少年达利安拿着相机乱转，于是鼓励他，手把手教他。他的手里会不会还有别的东西?考虑到克雷的背景，并非没有这个可能。他生活中的每一段关系都基于受害与加害。区别只在于谁是猎手谁是猎物。我转身重新走进树林，手机响了，我掏出来。屏幕上显示的是“未知号码”。我接听电话，信号很差劲。
“哈啰?”
“哈利·布洛赫?”
“对。”
“是我，贝特森探员。”
“谁?”
“是我，特伦斯!”
“啊，抱歉，你好。”信号连一格都没有，居然还能接通，真是奇怪。
“听着，”他说，“我有话要告诉你。我们被叫回去参加案情交流会，但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今天早晨我看见一个女人开车跟踪你。”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
“达妮?”我问，“是达妮吗?”
“我是特伦斯。”他说，然后电话断了。
我突然意识到树林里有多么寂静。那条狗不叫了。只剩下高架桥传来的嗡嗡车声。这时我听见了树枝折断的声音——也可能是其他响动——我惊呆了。发出噼啪声的东西也停下了——假如真有什么东西的话。我小心翼翼地走了一步，眼角忽然看见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是树林间的一个黑影。我不确定，但我不在乎。我拔腿就跑，一脚踩进烂泥，烂泥一直淹到脚踝，我使劲一拔，鞋子被烂泥吸走了。
“操!”我叫道，一时间忘了我应该躲避追我的人。我弯腰去捡鞋，另一只脚也陷了进去。“妈的。”我小声说。我不得不承认，此刻我只想哭。我在臭烘烘的软泥里扒出鞋子，小心翼翼地跳向干地。我继续逃跑，惊恐占据了身心，一只鞋湿漉漉的，另一只脚只穿了袜子，那只鞋抱在怀里。每跑几英尺我就紧张地扭头看一眼。我没看见任何人，但总觉得听见了脚步声，听见了树枝断裂声，听见了一声喘息。我跑到围栏前，犬吠蓦地炸响，一方面吓得我三魂出窍，另一方面也给我打了支强心针。我迈开大步跑过院子。此刻我看见窗口有一点黯淡的灯光。
“救命!”我喊道，跌跌撞撞跑过去，挥舞我的鞋子。我在窗口看见了那条狗——只是一条瘦巴巴的灰毛小狮子狗，狂吠乱跳，抓挠窗台。那一点灯光是背对我的电视机发出来的，电视机那头的躺椅上有个人——好吧，人影，花白头发的苍老人影。
“救命!”我又喊道。我使劲敲玻璃。小狗叫得像是要丧失理智了。那个人却一动不动。难道是死了?更可能是睡着了或者喝醉了。是克雷的寄养母亲?她的那个男朋友?看不出人影的性别。最后我放弃了，转身跑开——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瘸一拐地走开。我的脚很疼，我呼吸困难。来到街上，我想去敲邻居的门，但我想起邻居出门了，再说我知道这会儿我是什么模样：汗流浃背，疯疯癫癫，浑身烂泥，从邻居老旧的屋子一路跌跌撞撞地跑来，还挥舞着一只鞋。我停下脚步，穿上鞋。我系好两只鞋的鞋带。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看见了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一辆出租车转弯驶近。
我冷静地拦下出租车，尽量不吓跑司机，虽说克莱尔说我没资格这么奢侈，但我还是请他一路送我回家。夜幕降临，但来得很慢，因为已经是春天了。我们开过法拉盛草地公园，成排的树木一闪而过，在暮霭之中变成黑色与绿色的模糊一团。车窗上我的影子在树木间抖动流淌，仿佛双重曝光的照片。记得我小时候参加过暑假艺术班——市政府赞助的免费公开课，旨在让年轻人远离街道生活——上课时我用母亲给的塑料相机拍过这种照片。就在此刻，我坐在出租车里，突然灵光一现，我明白了，我解决了案件。
现在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在我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之中，正如克莱尔所说，我其实挺迟钝的。我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好比带着我都不知道怎么叠的过期地图迷失于森林。每一棵树看起来都差不多，动物在灌木丛里发出吓人的声音，包里的三明治也不是我要的口味。当然，这么过日子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是因为生活喜欢用谜语、游戏和神秘故事捉弄我们。坐在沙发上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把《时报》的周二字谜贴在冰箱上让克莱尔视而不见(还有最怪异的乐趣：解开我在自己书里设置的难题，就好像我的一侧大脑终于拥抱了另一侧，失散多年的双胞胎终于团聚)，我看穿现实那不可思议的表面，瞥见内部的齿轮如何转动。我想象一个我能理解的世界，有那么短短的一个瞬间，我知道了身为天才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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