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借着摇曳的烛光读了第一份报告。它是通过欧洲的渠道于1963年5月发布的。这是一份关于复兴党内部复杂形势的详尽报告。其中有一段全部是关于阿洛伊斯·布鲁诺的：我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见到了“费舍尔先生”。主办酒会的是复兴党高层的重要人物。费舍尔先生面色不太好，因为他最近在开罗遭遇信件炸弹袭击，失去了一只手的几根手指。据他说想要他命的人是来自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渣：他声称他在埃及的工作不仅仅是同以色列特工作个了断。当晚陪同费舍尔先生的是一位名叫奥托·克里布斯的男子此前我从未见过克里布斯。他身材高大，蓝眼睛，非常显著的日耳曼人相貌，同布鲁诺不一样。他喝成士忌喝得很凶，似乎是个性比较弱的类型，是有可能用勒索或其他手段制服的人。
“就这些了?”加百列问道，“就只有鸡尾酒会见了一面?”
“显然如此，不过别灰心。科恩还给了你另一条线索。看看下一份报告。”
加百列低下头读起来：
我上周在国防部的接待室见过“费舍尔先生”。我向他问及了他的朋友克里布斯先生。我告诉他，我和克里布斯讨论过一项商业企划，一直没有听到他的回音，所以我很失望。费舍尔说这没什么可惊异的，因为克里布斯最近移居阿根廷了。
帕斯纳为加百列斟了一杯葡萄酒：“我听说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季节非常宜人。”
加百列和帕斯纳在法尔内塞广场分手，随后加百列独自沿着茱莉亚大道走回酒店。夜里的天越来越冷，街上非常暗。沉沉静寂配上他脚下粗糙的石子路，让他不由得想起一个半世纪以前的罗马，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依然是梵蒂冈教廷。他想象着埃瑞克·拉德克就走在同样的路上，等待着他的护照和通往自由的船票。
不过来到罗马的真的是拉德克吗?
根据胡德尔主教的档案，拉德克于1948年来到神学院，很快又以奥托·克里布斯的身份离开。伊莱·科恩在大马士革发现“克里布斯”的时候已经是1963年了。接着，根据报告，克里布斯又移居阿根廷。这些事实暴露了一个刺眼的、而且可能无法圆说的矛盾：在路德维格·沃格尔的公案里，根据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自1946年起，沃格尔都生活在维也纳，为美国占领军当局工作。如果这一条属实，那么沃格尔和拉德克就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果那样，又如何解释麦克斯·克莱恩确信他曾在奥斯威辛见过沃格尔的说法呢?还有加百列在上奥地利的度假屋里取得的那枚戒指又作何解释呢?还有“1005，干得漂亮，海因里希”，还有那块手表呢?还有“赠与埃瑞克，敬慕你的莫妮卡”呢?会不会是另一个人于1948年来到了罗马假扮成埃瑞克·拉德克?如果是这样，又是为什么呢?
加百列思忖着这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费舍尔说这没什么可惊异的，因为克里布斯最近移居阿根廷了。帕斯纳说得对。加百列别无选择，唯有到阿根廷去继续搜索。
一阵虫鸣般的摩托车嗡嗡声敲碎了沉沉的静寂。加百列回头一瞥，正好瞥见车子开过转角，转进了茱莉亚大道。接着，它突然加速，向着他疾驶而来。加百列停下了脚步，双手从外套口袋里伸了出来。他需要作个决断。是像一个普通罗马人那样站在原地，还是转身疾跑?几秒钟后，逼人的形势替他作了决断一一因为头盔遮面的骑车人已经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配有消音器的手枪。
加百列一头扎进了一条窄巷子，与此同时，手枪已连续吐出了三条火舌。三发子弹射在了一座建筑物的石基上。加百列矮身低头。快步奔跑。
那摩托车速度太快，掉头不及，于是滑过了小巷的入口，僵硬地转了一个圈。加百列赢得了关键的几秒钟时间，在自己和袭击者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向右转，来到一条同茱莉亚大道平行的街上，随后突然向左。他的计划是直奔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大街，那里是罗马最宏大的街道。街上一定车流不息，人行道上会有熙攘的人群。在二世大道，他就能找到藏身之所。
摩托车的轰鸣越来越响。加百列窥了一眼身后。它依然在追他，且迅速接近，快得骇人。他奋力冲刺，双手划动着空气，急促而粗重地喘着气。车灯的光罩住了他。他看见自己的影子投射在路面的石头上——那是一个双手狂舞的疯子。
又一辆摩托车开了进来，一个急停恰好挡在他的面前。头盔遮面的骑车人抽出了武器。是啊，顺理成章的结果——一个圈套，两个杀手，逃命无望了。他感到自己像是靶场里的一块靶子，正等着被一枪撂倒。
他继续往前跑，跑进了灯光。他的双手举起，自己也能看得见。那是一双变了形的紧绷的手，好像一幅印象派画作里某个人物的手。他发觉自己在号叫。声音从周围建筑的砖墙石灰上反射回来，在他自己的耳朵里震荡着，如此一来他连摩托车的轰鸣也听不到了。在他眼前闪过一幅图像：他的母亲站在一条波兰公路旁，埃瑞克·拉德克的手枪指着她的头。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使用德语在尖叫。这是他做梦用的语言，是他噩梦中的语言。
第二位杀手端起了武器，又掀开了头盔的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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