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普拉赫定居了，使用她的真名。他们的孩子生于1949年。沃格尔搬回维也纳的时候，格伦将军认为莫妮卡母子如果公开与他同行，会很不安全——中情局的看法也是如此。于是他们就从沃格尔情报网里找了一个男人，为她包办了一场婚姻。她住在维也纳，寓所就在沃格尔家房子的后面。他每天晚上与他们相会。后来，我们在两幢房子之间修了通道，于是莫妮卡和儿子可以来去自由，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了。到底是谁监视在侧，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俄国人一定会热切地争取他，时刻巴不得他倒戈。”
“男孩儿叫什么名字?”
“彼得。”
“还有和莫妮卡·拉德克结婚的特工呢?请告诉我们他的名字，阿德里安。”
“我认为你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加百列。”卡特尔犹豫了片刻，随即说道，“他的名字叫梅茨勒。”
“彼得·梅茨勒，即将成为奥地利总理的男人，而他还是纳粹战犯埃瑞克·拉德克的儿子。伊莱·拉冯要披露的，也正是这条真相。”
“看起来的确如此。”
“这听起来就足以构成谋杀动机了，阿德里安。”
“说得好，加百列，”卡特尔说道，“可你又能做些什么呢?说服奥地利政府，让他们起诉拉德克?那祝你好运吧。披露彼得·梅茨勒的身份?你要是这么干，就等于暴露了拉德克的美国特工身份。中情局就会在公众面前出丑。尤其是在眼下这个当口，我们正在向全球恐怖势力宣战。这些势力不但想毁掉美国，也想毁掉以色列。你要是这么做，也会影响我们两国谍报部门的关系，使它陷入僵局，可是眼下贵方又极为迫切地需要我们的支持。”
“这听起来是在威胁我了，阿德里安。”
“不，仅仅是个忠告，”卡特尔说道，“这是场现实主义的政治游戏。放弃吧，看开些。等着他老死，永远忘了这事儿。”
“不行。”沙姆龙说。
卡特尔的凝视从加百列转到了沙姆龙身上：“为什么我早料到你会这样回答?”
“因为我是沙姆龙，而且我从来不忘事。”
“既然如此，那我想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免得我们的部门堕入历史的污水坑。”卡特尔看了看手表，“太晚了。我饿了。咱们吃饭吧，怎么样?”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在燃着烛光的餐厅里，众人吃着烤嫩鸭和野生稻米饭，谁也没提埃瑞克·拉德克的名字。办这种事总有一个套路——这是沙姆龙常说的。其中自有它的节奏，不容破坏，不能干扰。这是一场严酷的谈判，此时务必要安稳地坐下来，好好欣赏一下对方会如何成为你的伙伴，因为当你说出了一切时，对方一定会站到你这一边。
于是，在卡特尔最温和的鼓动下，沙姆龙自愿为今晚提供了娱乐节目。一时间，他扮演起了人们期望中的角色。他讲到了趁夜色穿越敌国领土的故事;讲到了秘密的偷窃和敌人的败服;讲到了所有行业里都缺少不了的惨败和灾变——而在沙姆龙波澜起伏的职业生涯里，这些更是必不可少的。卡特尔听得入迷，放下了叉子，借着沙姆龙的炉火暖着手。加百列在桌子一端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场遭遇。他知道，他正在见证一场“招募”。按照沙姆龙惯常的说法，完美的“招募”，其核心就是完美的引诱。开始先要来点调情，要流露点感情，说几句真心话，不过最好是欲语还休。一直等到土地翻耕彻底了，再种下那颗背叛的种子。
沙姆龙一边享用着咖啡和苹果脆饼，一边改换了话题。他不再谈论他的战功了，而是说起了他个人的故事：在波兰度过的童年，反犹主义在波兰的血腥暴力，来自纳粹德国黑云压城的风暴……“1936年，我父母决定让我离开波兰，去巴勒斯坦。”沙姆龙说道，“他们自己要留下，陪着我的两个姐姐，看看事态会不会好转起来。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不该等那么久的。1939年9月，我们在电台里听到德国人入侵了。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
沙姆龙沉默了片刻。他的手在点烟的时候有点颤抖。他的种子已经播下。他的要求虽然一直没说出口，却十分清楚。不把埃瑞克·拉德克装进自己口袋里，他是不会离开这幢房子的。阿德里安·卡特尔得帮他实现这个目的。
他们回到客厅，打算利用晚上的时间继续开会。此时，沙发前的咖啡桌上摆了一台卡带播录机。卡特尔重新回到炉火边的座位上，将英格兰烟草填进烟斗。他打着了一枚火柴点烟，同时一边叼着斗柄，一边向卡带机点点头，敬请加百列荣誉开播。加百列按下了播放键，传出了两个男人用德语交谈的声音，一人是瑞士苏黎世的口音，另一人是维也纳人。加百列辨得出那维也纳口音。一周前，在中央咖啡馆，他听过这声音。那声音是来自埃瑞克·拉德克的。
“截至今天早晨，账户内的总资产价值为二十五亿美元。其中大约十亿美元为现金，以美元和欧元的形式分成两个等份。其余的钱用于投资各类证券、债券，还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了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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