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站长也笑起来，“白大爷，很意外吧?麻将牌居然有这么个兄弟，除了白点胖点，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中年男人点点头，走到黄向东面前上下打量，半晌才开口，“你叫什么名字?”
黄向东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又清清嗓子，才回答：“白、白先生，各位好汉，我那也是一时糊涂，以后我保证再也不干这种事了，还望各位好汉高抬贵手。在下穷光蛋一个，实在是没、没什么油水……”
听了这番话，屋里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穿军装的中年男人正是周保中，他笑着说：“你别紧张，我不姓白，我是云南大理人，白族，所以他们都叫我白大爷。”随后对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将小木门推开，从里面慢慢走出一名六十几岁的中年农妇。
“妈?你怎么、怎么在这儿?”看到这中年农妇，黄向东顿时傻了眼，这农妇正是自己的母亲黄淑凤。
黄淑凤被一名穿军装的年轻女人搀扶着，蹒跚地走到黄向东面前，费力地抬起胳膊，既怒又恨地扇了他一巴掌，“你这不争气的兔崽子，狗改不了吃屎，怎么还去四处勾搭女人?”
挨了打的黄向东知道母亲有严重的风湿病，这一巴掌也没什么力量，可以说完全不疼，但他仍然捂着脸，半个屁也没放。黄淑凤又指着他的鼻子骂了一通，黄向东身高有一米七五左右，比母亲足足高出二十厘米，但他仍然低着头，就像五岁小孩挨训一样，连大气也不敢喘。
“别看这家伙风流成性，看上去不太成事，没想到家教还挺严。”铁柱低声对吴站长说。吴站长走上前对黄淑凤说：“大娘，您消消气，像勾搭女人这种事，是男人天生的毛病，骂也没用。这么晚了把您叫醒真不好意思，要不您继续睡觉，明天一早我们再谈正事。”
不想黄淑凤摇了摇头，“不用了，其实我根本也睡不着，还是早点告诉他吧，免得这兔崽子还蒙在鼓里。”
周保中不善言谈，于是道：“这样也好。老吴，你嘴巴利索，就由你来跟他说吧。”
吴站长喝了几口水，先让人扶着黄淑凤坐下，又指着一把空椅子对黄向东说：“你也坐吧，这事儿说来话长，你先做个思想准备。”
黄向东对母亲说：“妈，这些人想绑架勒索，我可没钱给他们啊，他们欺负你了吗?”
“勒索个屁!”黄淑凤骂道，“你真以为他们是劫匪绑票，就算绑也不会绑你这种废物。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人家是共产党，是抗联军，专门打日本鬼子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地闭嘴，听人家吴同志说话!”
黄向东傻了，共产党，抗联军?这不是老百姓的军队吗，什么时候也干起这种绑票勾当了?
他从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几位老总，共产党抗联军可是好人，你们专打日本鬼子，从不侵犯平民。可……可再穷也不能从我们老百姓身上捞钱吧?怎么也得找个富户什么的——”
铁柱严厉地打断他的话，“你胡说什么?谁在你身上捞钱了?”
黄向东苦着脸说：“那你们把我弄来干什么，不就是泡了个有夫之妇吗?总不至于砍脑袋吧?”
“你先听我说话行吗?”吴站长颇有城府，但也忍不住脸上变了色，“你这张嘴还真够贫的。”黄向东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不再言语。
看到黄向东好容易不再废话，吴站长这才松了口气，开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听了吴站长的讲述，黄向东这才明白。吴站长等人当然不是那有夫之妇的丈夫派来的打手，也没有绑架勒索的意思，他和小吕、小江都是延安情报部培训出来的谍报人员，奉上级之命来到东北，配合东北抗联军的周保中将军进行一项秘密任务。这项秘密任务的核心人物，是一名刚从日本陆军驻京都第16师团军医研究所调到哈尔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日军少佐，名叫三条洋平。因为他姓三条，所以这个任务就被定名为“麻将牌行动”，三条洋平的名字也用“麻将牌”来代替。
此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微生物系，聪明过人，学业优异，但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全心想要效忠天皇，支持侵略。他在1932年，与刚刚创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战争狂人石井四郎相识，石井四郎对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三条洋平非常欣赏，并极力劝说后者为其研制细菌生物武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三条洋平终于开始正式为其研制生物杀人武器。在石井四郎的帮助下，三十岁的三条洋平从大尉升为少佐，成为日本施行国际军衔制度以来最年轻的少佐。
1944年，三条洋平在现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负责人北野政次的强烈要求下，被日本陆军省调到中国东北，在设于哈尔滨平房区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总部第一部特别班任职，参与协助细菌研究工作。
延安情报部和社会部从两年前就开始注意三条洋平的举动，年初石井四郎因为贪污被举报而回日本受审，后来不了了之，但他和三条洋平的接触十分密切，那时安插在日本的中国间谍就在全天候监视两人。间谍经探听得知，为了扭转节节败退的东亚战局，三条洋平向石井四郎正式提出一个庞大的计划，虽然还不知道计划的内容是什么，但有一点能确定，这个计划将会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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