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威士忌，特意把酒瓶留在窗台上，不让布莱特先生够到。“说说那把剃须刀吧。”温西耐心地说。“是的，勋爵阁下。我是在斯汉普顿得到它的，我当时想在那个地方找个工作。迈瑞威泽，这就是那家店的名字。我需要一把新的剃须刀，那家店的主人也愿意便宜卖给我。”
“你最好能描述一下那把剃须刀。”哈迪提议说。
“好的，先生。那是谢菲尔德的刀刃，白色的刀柄，最初是从杰米恩街的一个商人那儿流出来的。是把好剃须刀，但磨损得比较厉害。我去了威利伍康伯，但那里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只有辉煌大酒店那边的莫里顿说他将来可能会需要人手。然后我就去了莱斯顿·霍伊，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在那里试了一两家之后，我又回到了这里，又试着去莫里顿理发店碰碰运气，但他说他已经雇人了。如果你去问他的话，他可以做证。到处都没有工作可做，我当时情绪很低落。”
布莱特先生停顿了一会儿，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那是上个星期一，先生。在星期二晚上，我去了海边——就在那边，在小镇的尽头那边，我在椅子上坐着，好好反思。慢慢就到了午夜。”现在他的语句要流畅一些了，一杯威士忌果然对他有用处。“我看着海面，摸着口袋里的剃须刀，一边怀疑我到底还值不值得这样挣扎下去。我当时很压抑，钱几乎快用光了。一边是海，一边是剃须刀。你可能会觉得对一个理发师来说，用剃须刀是件很简单自然的事，但我可以告诉你，先生，为那种目的来使用剃须刀，对我来说太可怕了。但是海——冲刷着辉煌大酒店的墙壁——似乎在召唤我，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吧。那海听起来仿佛是在说：‘卷走他，卷走他，卷走他，比尔·辛普森。’那声音既迷人又可怕。不过我一直也很害怕淹死。窒息，憋闷又无助，然后你眼睛里都是绿色的水——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的噩梦，那就是我的噩梦。好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想下定决心。这时我听到有人走过来，然后一个年轻的家伙过来坐在我身边。我记得，他穿着晚礼服，还有一件外套和软帽。黑色的胡须——那是我最先注意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年轻男子不经常留胡须，除非他是个艺术家，也许。然后我们开始交谈——我想他先给我递来了一支雪茄。那是一种俄国的雪茄，外面包着纸。他说话的口吻很友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对他和盘托出了我的困惑。勋爵阁下，您知道那种情况，有时，你会向一个陌生人倾吐你永远不可能和熟人说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自己也并不是很快乐。我们谈了很久很久，关于人生多么可悲。他说他是一个俄国人，是一个流亡者，他告诉我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些遭遇，还有许多关于‘神圣俄国’和苏维埃的东西，似乎他很在意这些事。还有一个女人——似乎他和他最爱的女孩之间有什么麻烦。然后他说他只希望自己的困难能和我的困难一样容易解决，还说我应该振作起来，重新开始。‘你把那把剃须刀给我，’他说，‘离开这里，好好想一想。’我说剃须刀是我的谋生工具，他笑着说：‘就你现在的情绪状况来看，这更像是你的死亡工具。’他说话的方式那么有趣，反应迅速，有些诗人的感觉。所以他给了我一些钱——是五个英镑，国库发的那种纸币——我就把剃须刀给了他。‘先生，你要剃须刀干什么?’我说，‘它对你来说没有用。’‘我总会用到它的，’他说，‘你不用怕。’然后他笑了，把剃须刀放在口袋里。接着他站起来说：‘真有意思，我们应该再找个晚上聚一聚，’还说什么：‘两个不同的人，却分享同一种烦恼。’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振作起来，走的时候还很愉快地对我点了一下头，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真希望当时就知道他要那把剃须刀干什么，那样我就不可能给他了，但是!我问你们，我怎么会知道，先生们?”
“听起来似乎是保罗·亚历克西斯，就是他。”温西若有所思地说。
“我想，他并没有告诉你他是谁?”哈迪问。
“没有，他没说;但他说他是某个酒店的职业舞伴，对于一个应该在自己国家当王子的男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地狱般的生活吗——为了几个便士跟又老又丑的女人谈情说爱。他听起来很有苦衷。”“好了，”温西说，“我们非常感谢你，布莱特先生。这似乎就能把一切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我想你得跟警察们交代这个故事。”提到警察的时候，布莱特先生看起来很紧张。“最好现在就去，把事办完，”温西起身站起来说，“反正你要面对的，小伙子!整件事情里你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地方。”理发师勉强同意了，把他灰白的眼睛盯在萨利·哈迪的身上。
“这个故事听起来还可以，”哈迪说，“但我们得检查你故事的真实性，你要知道。有可能这是你编出来的。但如果警察可以证实你说的话——他们反正都要去证实——那你就能得到一张肥肥的支票，能让你过上相当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萨利一边去拿威士忌一边说，“永远不要让你的弱点影响到你的工作。”他把酒瓶的塞子拔了出来，想了一想，又给理发师倒了一杯。格莱谢尔警长听到布莱特的故事非常高兴，昂佩尔蒂侦探也是一样，他一直都是自杀理论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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