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哪，”他说：“你不是西蒙。”
“你说对了，我不是西蒙。”
“可是——可是你的确是亚叙别家的人。”
“如果你真是这么想，我的事情就好办些了。”
“是这样吗?对不起，我有点搞糊涂了。我并不知道亚叙别家还有什么堂兄弟。”
“就我所知，的确没有。”
“没有?那么，对不起，你是哪一房的?”
“我是柏特。”
桑度先生小小的嘴巴张了一下，又合上，就像金鱼一样。
现在的他已不再是在树荫下悠闲工作的人，而变成了一个很忧愁、很烦恼的矮小律师。
好长一段时间，他的两眼紧紧地注视着属于亚叙别家的浅色的眼睛，不知该说什么话才好。
“我想我们俩最好都坐下来。”他终于开口了。他指了指客人专用的椅子，并且坐进自己的椅子，就如在汪洋大海中好不容易找到可以停靠的港湾般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让我们把事情搞清楚。”他说：“惟一的柏特在十三岁时就死了，大约——让我想想，大约八年前了，应该是这样的。”
“你怎么会以为他死了呢?”
“他自杀了，并且留下了遗书。”
“那上面提到他要自杀吗?”
“我恐怕不记得那上面的字句了。”
“我也不怎么记得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的大意，是说：‘我再也受不了了。请不要生我的气。”’“对了，对了，大意就是这样。”
“在这些句子里哪里提到自杀了?”
“可是那明明指的是他要自杀——每个看到的人自然都会这么想。而且这张字条是在断崖旁找到的，就放在那个男孩的外套里。”
“那个断崖旁有一条小路是通到港口的捷径。”
“港口?你是说——”
“那张字条是离家出走的字条，不是自杀的遗书。”
“可是——可是那件外套呢?”
“你总不能把字条搁在大太阳下吧?最好的地方就是外套的口袋啊。”
“你真的是很认真地告诉我，你就是柏特?而你从来就没有自杀过?”
那个年轻男孩的两眼直直地注视着他说：“方才我进来的时候，你不就把我错认成我弟弟了吗?”
“是啊。他们是对孪生兄弟。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当然很——”桑度先生说到这里，霎时恍然大悟：“天哪，我真的以为你就是西蒙，真的。”
他站了一下子，无助地发着呆。就在他发着呆的时候，阿瑟端着茶进来了。
“你喝茶吗?”桑度先生问。他这么问，只不过是看到茶时一种反射式的问话罢了。
“谢谢，”年轻人说：“我不加糖。”
“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桑度先生半带恳求地说：“这么重大的事是应该先做调查的，你必定了解，一个人不能就这样接受你所说的话。”
“我并不期望你马上接受。”
“很好。你这样很明理。过一阵子，很可能大家都会为你回来大肆庆祝，可是现在我们都必须理智一点。你明白的。加点牛奶吗?”
“谢谢。”
“比方说，你说，你是离家出走的，出走到海里去，这一点我是接受的。”
“是的。”
“你搭了哪艘船?”
“艾拉钟斯轮。她就停在西势镇的海港上。”
“当然，你是偷溜进去的。”
“是的。”
“那艘船把你带到哪儿呢?”桑度先生问，一面做着笔记，现在他开始觉得自在一些了。这真是他所遇过的最困难的情况，这一来，连搭五点十五分的车都不可能了。
“千娜岛的圣赫勒。”
“有人发现你在船上吗?”
“没有。”
“你在圣赫勒上岸，没有被发现。”
“对。”
“然后呢?”
“我又搭船去了圣美禄。”
“又是偷溜上船的?”
“不。我买了船票。”
“你记不记得那艘船叫什么名字?”
“不，那只是普通的渡轮罢了。”
“这样啊。然后呢?”
“我搭汽车。大汽车看来比莱契特家的厢型车要过瘾多了，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搭。”
“厢型车。啊，我记起来了，”桑度先生说着，记下：“记得家里的车。”接着又问：“然后呢?”
“让我想想。我在名叫维伦迪安的地方的一家旅馆做了一段时间的停车工人。”
“也许你还记得那家旅馆的名字?”
“杜芬旅馆。从那儿我横过整个国家到了哈佛。我在哈佛的一艘蒸汽轮船上做苦工。”
“叫什么名字?你记得吗?”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名叫巴富洛轮。我去的时候一直是做杂役。一直到在墨西哥的坦比哥上岸。你要我写下我在美洲待过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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