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想办法撑住的>
当脑海中闪过不可能撑得住的念头时，心脏仿佛被狠狠地揪住了。完全没有抗压性，动不动就惊慌失措的家伙——糸川一直在他身边看着，所以他对落合的评价基本上并没有错，但是对三上来说，落合如今已是不能见死不救的伙伴之一了。
途中跟伪装成一般车的警车擦身而过，只见银色钣金的车身巧妙地融入了车阵。
三上衔着一根烟，点火。
<我会让一课长出面>
他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但也不能因为明知不可能就小心翼翼地说话，成为作茧自缚的阶下囚。问题是，要是胆敢对二百六十九人言而无信的话，他们可能会真的要求本厅介入吧!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阻止，那就是带回跟一课长出席记者会同等质量的情报。
三上心里的战略愈来愈明确了。
刑事部肯定隐瞒了什么。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切入的点，就是那样没错了。因为坐镇在特搜本部的荒木田和镇守前线的松冈对于保密的定义有落差。松冈明知三上会告诉记者却还是透露了目崎正人的名字，但荒木田至今仍紧咬着“A”这个代号不放，连早就已经成为公开秘密的睦子和歌澄也坚持以“B子”和“C子”来代称。松冈虽然也拒绝透露妻子的名字，但与其说是故意隐瞒不说，反而更像是基于他的信念或顾虑而驱使他这么做。话说回来，荒木田是会为了隐瞒一部分而把整件事都盖住的那种人，松冈则只会隐瞒他认为必须隐瞒的部分，两者之间的差异相去千里。扣除应该要隐瞒的部分，松冈并不介意情报外流。更何况，他这种人应该也不会认为可以随便破坏报导协定。经过厕所里的那一番交流，他已经明白三上的顾虑和目前的立场，只要三上不对“应该要隐瞒的事”刨根究底，应该就可以顺利地达成任务。虽然他对于避谈这件事有点不以为然，但是想到记者会场的惨况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先把能从松冈口中得到的情报全部问出来再说。这么一来，就可以带回“跟一课长出席记者会同等质量的情报”。反正就算松冈真的愿意出席记者会，肯定也会隐瞒他认为“应该要隐瞒的事”。就算他说出目崎正人的名字，但是不管记者再怎么围攻，他也绝对不会说出睦子和歌澄的名字，最后还会搬出那句话：做人总有能说的事跟不能说的事……。
突然，一股不像是疑问、也不像是不安的情绪涌上三上的心头。
——就只是因为这样吗?
没有其他原因吗?刑事部认为被害者一家人的姓名是“应该要隐瞒的事”。但真的只有这样吗?
不只吧?应该不会只有这么微弱的理由，刑事部隐瞒的肯定是跟案情或调查的根基有关的“某件事”。如果说有什么事是荒木田即使与所有媒体为敌也要隐瞒的事，那肯定是像“幸田手札”那样具有核弹级破坏威力的秘密。他是这么想的，可是……。
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想，并没有证据。他连“某件事”是什么事都还不清楚。模仿64的犯案手法扰乱了三上的思绪。在64视察前一天发生这起事件的偶然，宛如厚厚的云层般把所有负面的想法全都吸引过去，镇日在三上的心里下着臆测的雨。但那终究只是下在心里的雨，不具任何的实体。要说有什么事实，只有负责指挥调查的松冈执意不肯说出睦子和歌澄的名字，如此而已。
歌澄的部分还算合理，毕竟她是有自导自演嫌疑的未成年当事人。即便是对犯罪行为深恶痛绝，认为年龄不是借口的松冈，在这种情况下不说出她的名字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自然的地方。
问题是睦子……
三上之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松冈为什么要连母亲的名字都隐瞒?
因为她是女人?因为她比较柔弱?因为她是女儿被绑、抑或是被女儿背叛的可怜母亲?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吗?
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不是这样吗?那是怎样呢?还是单纯只是因为被三上的恳求打动了呢?本来不打算说出任何人的名字，但实在是不忍心见以前的部下走投无路，才勉为其难地说出男主人的名字。
不对。
<做人总有能说的事跟不能说的事>
目崎正人的名字是能说的事，睦子和歌澄的名字是不能说的事——以身为一个人来说。
愈来愈搞不明白了。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没有任何意思?如果有意思的话……。母亲与女儿……。这个组合使得三上心里尽是浮现出一堆不好的想像。
又和一辆伪装成一般车的警车擦身而过，看来警网已经遍布全县。再过几个小时，交付赎金的追击剧又要上演了，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白天的追捕行动吧!
“葵咖啡”的招牌映入眼帘。因为也提供早餐服务，所以已经开始营业了。这里又将成为起点吗?三上从窗口寻找美那子的脸，她这次也会在这家店里吗?会坐在跟十四年前一样的座位上吗?
三上突然觉得好害怕，觉得自己把美那子推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漆黑漩涡里。
虽然无凭无据，但他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正因为无凭无据，所以才更觉得恐怖。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只有违法者才会对违法的人强调什么才是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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