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地下铁车票，是在法官路站买的。”
“但是，我们尚未证明那张票与谋杀案或凶手有所关联。”
科尔贝里说。
“那张票是在法官路那一站买的，而且只用了单程。”马丁·贝克固执地说。“凶手留着那张票，是因为他想到回程时可以再用。他从法官路站上车，到玛丽广场站或津肯斯达姆斯运动场下车，然后步行剩下的路程到淑女公园。”
“这纯粹是猜测。”科尔贝里说。
“他必须用某种办法支开那个和女孩子在一起玩的小男孩儿。除了那张票，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他。”
“这是猜测。”科尔贝里说。
“可是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只是说得过去而已。”
“再说，第一桩谋杀案发生在瓦纳迪斯公园，和那个地段可以整个连起来。瓦纳迪斯公园，法官路站，整个区域都在欧丁路以北。”
“这点你以前讲过了，”科尔贝里冷冷地说，“纯粹是猜想。”
“合乎概率理论。”
“你高兴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我要找到那个姓安德松的女人，”马丁·贝克说，“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掐指默算，指望她会自动找J二门来，她可能没有电视，也可能不看报纸，可是不管怎么样，她一定有一部电话。”
“一定有吗?”
“当然。你不可能是从公共电话亭或借用商家的电话打一通那样的电话。再说，听起来好像她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在盯着那个男于。”
“好，这一点我可以接受。”
“如果我们要开始四处打电话、沿街探访，那么我仃J必须有个起始点，必须从某个特定的区域开始。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联络每一个姓安德松的人。”
科尔贝里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
“暂且把这姓安德松的女人搁到一旁，我们先问自己对这个凶手了解多少。”
“我们手上有对于他的某种描述。”
“某种，是的，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况且，我们不知道伦德格林所看到的究竟是不是凶手，前提还是他真的遇到了什么人。”
“我们知道凶手是个男人。”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他不在风化组的档案记录里面。”
“是的，假设风化组人员没有做事不留心，或者遗忘什么的话。这种事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们知道作案大致上的时间，瓦纳迪斯公园那件，是在晚间七点过后没多久;淑女公园那件，是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所以那段时间他不必去上班。”
“那表示什么?”
马丁·贝克没说话。科尔贝里自问自答：
“那表示他失业了，或者在度假，或是请病假，或者只是路过斯德哥尔摩，或是工作时间不固定，或者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个流浪汉，或者……简而言之，什么都无法确定。”
“没错。”马丁·贝克说，“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些他的行为模式。”
“你是指心理学家那套说辞。”
“是的。”
“那也只是猜测而已，但是……”科尔贝里先沉默了一阵子，才继续说，“但是我必须承认，梅兰德根据那一大堆说辞，做了一个很有道理的摘要。”
“是的。”
“至于这个女人和她打的电话，我们姑且试着把她找出来吧。因为正如你说的，我们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下手，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只是一直在瞎猜而已，所以我们就干脆假设你是对的吧。你要怎么进行?”
“我们可以从第五和第九区开始。”马丁·贝克说，“派几个人打电话给每个姓安德松的人，同时也派几个人挨家挨户询问。我们要求这两个区的全部人员，把精神集中在这个事情上。特别是沿路有阳台的宽广街道——像欧丁路、卡尔贝里街、戴涅街、西维尔路等等。”
“行。”科尔贝里说。
他们就此着手工作。
这个星期一真是糟透了。“大侦探们”(亦即一般群众)在星期天似乎没什么动静，一部分是因为许多人到乡下去度周末，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报纸和电视的安抚作用，可是一等到下个星期一，他们就又完全活跃起来。负责接收线索的中央办公室电话不断，有的是一些自认为知道内情的人，有的是想要告白忏悔的精神病，有的则是一些无事找茬儿的无赖汉。公园和树林等区域到处蜂拥着便衣警察——上百名穿便衣的人员，应该可以称得上是蜂拥吧——除此之外，现在还要再找一个姓安德松的女人。
在此期间，社会仍是笼罩着恐惧的阴影。有许多小孩儿离家也不过十五或二十分钟而已，他们的父母就急忙跑来报警，而每个报告都必须予以登录调查;资料越积越多，结果却没有一件有用。
在这当中，他们接到第五区的哈松来电。
“你又发现一具尸体吗?”马丁·贝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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