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好像是奏子在拜托法官，“赶快判他死刑吧。”不，她从来没有拜托过任何人，不过，心里的确这么希望。也许自己必须感谢审判长的好心。那就姑且收回想要杀死审判长家人的想法吧。
一切都经由国家和法律之手，对都筑则夫做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惩罚。
目前，日本全国共有六十名左右的死刑犯。照理说，应该在死刑确定后六个月内执行。但如果按照规定执行，这六十名死刑犯就不可能留在拘留所。之所以迟迟没有执行，是因为许多案子都要求重审。法务大臣对死刑制度持反对态度，也可能是反对派的声音很敏感，使他迟迟无法在死刑执行命令上盖章。
基于这些情况，事实上从死刑确定到具体执行，至少会拖四到五年的时间。
报导中说，拥护废除死刑论的市民团体力劝都筑则夫和律师请求重审，律师在判决后的记者会上说：“被告真挚地接受判决。”来看，应该不会请求重审。
即使听到判决确定的消息，奏子也无法产生“幸亏一切交由法律处理”的感慨。所以，四年后或是五年后，当自己得知都筑则夫被送上绞刑架的新闻，会感到心满意足吗?
据说，当事人无法得知死刑执行的日子，死刑犯在早晨听到走廊上传来执行官走近的脚步声时，就会浑身发抖，担心自己的死期已到。
奏子想象着当事人必须整整五年都迎接这种早晨的心情。这种痛苦可以和自己被杀害的家人所感受到的恐惧和痛苦匹敌吗?她放在天秤上，却无法得知结果。
“丧钟为谁敲(注：海明威《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日译。)……”
奏子喃喃自语着。这是上个星期课堂讨论的指定用书，她将书名和自己此刻的心情结合，借此嘲讽着。到底为谁敲响了死刑判决的钟声?法律又是为谁而存在?
加害人之所以享有人权，是因为加害人还苟延残喘地活着。
被害人之所以丧失了人权，是因为他们已经死了，无法使用权力。
法院顾及人权而对加害人做出了死刑判决。然而，之后的行刑，不再是为了死刑犯，而是为了杀鸡儆猴。只是为了警告众人“杀人必须偿命”，也就是说，让活着的人随时以法律为优先。
那我又是什么?奏子无法不思考这个问题。难道是法律优先保护的活人?她并不这么认为。
自己必须面对四个家人的死亡，想象着他们临死之前的心情，认为幸福不属于自己，必须和其他四个人一起毁灭的自己，似乎是生物学上活着而已的死人，这种想法令她感到毛骨悚然。
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奏子必须永远背负他们的死亡，不时拿在手上擦拭，创作他们失去的人生。
自己走红毯时，父亲在身旁感慨万千;母亲满脸笑意地为第一个孙子换尿布;两个弟弟分别找到美丽的新娘。
每当这样擦拭时，四个家人比自己更加充满活力、闪闪发光。奏子则是无法承受沉重的包袱不支倒地，跪在地上用力呼吸。
既然是活人，就希望发自内心地欢笑;如果是死人，就希望埋入土中。奏子却两者都无法做到，只能封闭在那个“四小时”内。
八年前，在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女厕所内注视着自己的脸庞，预感到必须好好记住这张脸，这是自己在变化之前的脸。事到如今，更佩服自己当时真是一个够坚强的少女。奏子对着镜子中的自己露出微笑，思考着不知道需要花费多久的时间，才能找回笑容。
从毕业旅行的高原出发，返回东京，赶到全家人沉睡的医院的那四个小时，宛如一道分界线，区分了活着的自己，和将要背负家人的死亡活下去的自己。
所以，屏幕会定期出现在眼底，栩栩如生地回忆起跨越分界线的那天晚上的情景，就像以自然的色调，配合杜比音响和中场休息而上演四个小时的巨作。
“你怎么在看体育报?好像老头子一样。”
一盒零嘴放在悬在半空的报纸上，是惠利。都筑则夫的照片被包装上宣称“纯正酱汁的路边摊口味”的盒子遮住了。
“一大清早吃这种东西，你又要减肥了。”
奏子从袋口敞开的盒子里拿了三块章鱼烧口味洋芋片，也咔滋咔滋地吃了起来。她把体育报塞进垃圾桶，和惠利一起前往教室所在的大楼。
“我正在复胖，实在忍不住了。”
“这个真好吃。”
“我就说吧。咦，你怎么两手空空的?”
“我忘了带教科书，等一下借我看。”
“你这么早到，还会忘记喔。我知道了，昨晚是不是外宿了?”
“对啦。”
“难怪拓少爷在社团活动室，原来是带进场喔。”
她似乎刚才看到拓巳懒洋洋地在社团活动室打发时间。
两个人愉快交谈着，奏子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一天又拉开了序幕。
惠利的手上戴着橘色的手表。她的新玩意上有担任前锋的巴西选手照片。
“你对他真是忠心耿耿。”奏子嘲讽道。
“这是球迷俱乐部送的，我还有，你要不要?”
“我才不要。”
又是像往常一样无关痛痒的闲聊。奏子再度深切感受到，自己是把真心藏在秘密基地、戴着“平凡的女大学生”假面具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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