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里塞尔一案显示，年龄在我们办案中是一个相对概念。1989年间，我的科员格雷格·麦克拉里被召去参与侦破纽约州罗切斯特发生的一起令人困惑的谋杀妓女系列案。格雷格与林德·约翰逊警长和一支一流的警方专案小组密切配合，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侧写，拟定了一套策略，最终将阿瑟·肖克罗斯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我们事后复查侧写时，发现格雷格几乎精确地确认了凶手：种族、个性、工作类型、家庭生活、车型、嗜好、对该地区的熟悉程度、与警察的关系。除了年龄之外，几乎项项被他言中。格雷格推测，此人的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在谋杀方面达到了驾轻就熟的水准。实际上，肖克罗斯的年龄为45岁。后来查明，他曾因谋害两名儿童(和妓女和老人一样，儿童是易受伤害的目标)而人狱服刑长达15年，这一点实质上致使他的成长比在正常情况下慢了好几拍。假释几个月后，他重操旧业。
阿瑟·肖克罗斯从事谋杀时正处在假释期，蒙特·里塞尔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像埃德·肯珀那样能够让精神病医生相信，他的病情已有好转。而实际上他正在残杀无辜。可以说这是那则老生常谈的笑话的令人恶心的翻版。笑话是这样说的：需要多少名精神病医生才能更换一只灯泡?答案是只需要一名，不过只有在灯泡自己想要更换时才行。精神病医生以及心理健康咨询人员都习惯于根据案犯自我报告中的一面之辞来跟踪案犯的康复进展，而这是以病人自己想要变好作为假定的。结果一再证明，要想愚弄众多精神病医生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大多数优秀的精神病医生会认为，惟有以往的暴力记录才是预测暴力的较为可靠的指标。我希望我们对罪犯个性的研究以及后来的办案实践能让从事心理健康研究的人士意识到，就罪犯行为而言，依靠自我报告是有其局限陛的。就其本性而言，系列杀人犯或者强奸犯是具有操纵欲和自恋癖的，并且全然以自我为中心。他会告诉一位假释官员或者监狱的精神病医生任何他或她想要听到的东西，任何若想出狱或游荡街头所必须讲的东西。
在里塞尔对我们描述后来的杀人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种稳定的渐进发展的趋势。他被第二个受害者连珠炮似的发问惹火了。“她想要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挑中了她?我难道没有女朋友吗?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打算怎么样?”
她在枪口的威胁下开着车，如同前一位受害者那样，她企图逃出魔爪。在此关头，他意识到非杀掉她不可，于是用刀连续猛扎她的胸部。
等到第三次杀人时，一切都显得挺容易。他吸取了前两次杀人的教训，不能容忍受害者跟他交谈，他不得不让她处于非个性化状态。“我当时在想……我已经杀了两个人。不妨再干掉这一个。”
在渐进发展的阶段，他放走了那位照料身患癌症父亲的女子。可是在最后两次作案时，他的意图已经非常确定。他溺死了一人，捅死了另一人，据他自己估计大约捅了50至100下。
就像几乎所有其他案犯那样，里塞尔向我们揭示出，早在强奸案或者谋杀案实际发生前很久，幻想就已存在。我们问过他，那些念头都是从哪里得来的。结果发现其来源不一，不过据他说，来源之一是阅读有关戴维·贝科威茨的报道。
戴维·贝科威茨最初被称为“0.44口径杀手”，后来他在纽约市处于恐怖气氛笼罩下时投书报纸，被称为“萨姆之子”。他具备了更多的行刺者个性，而非典型的系列杀人犯个性。在差不多一年时间里，从1976年7月到1977年7月，前后有六名年轻男女被杀害，受伤的人更多，他们都是将车子停放在恋人小径上，又都是坐在车子里被大火力手枪击毙或击伤的。如同某些杀人犯一样，贝科威茨是被领养的，他一直到进陆军服兵役时才知道这层关系。他原先希望被派往越南，结果却到了韩国，在那里与一个妓女发生了首次性关系，并因此染上了淋病。退役回到纽约后，他开始寻找生身母亲，后来发现她跟女儿，即他的妹妹，住在长岛的长滩。让他大为惊讶和失望的是，她们根本不想与他有任何来往。他为人一向害羞，缺乏安全感，容易动怒，这时已成长为潜在的杀手。他在陆军部队里学会了射击。他前往得克萨斯州，购买了一枝0.44口径的手枪，这个大火力武器使他自觉更加强大有力。他来到纽约郊外的垃圾场瞄准小目标进行练习，直练到枪法精湛才止。此时，这个白天职位卑微的邮局雇员到了晚间便展开了捕猎。
我们在阿提卡州立监狱对贝科威茨做了访谈。他因作下六起命案被分别判以25年到无期不等的徒刑。他曾经认过罪，不过后来又翻供，否认了他的罪行。1979年，他在狱中遭人袭击，险些丢了性命，当时有人从背后猛割他的喉咙。伤口共缝了56针，袭击者根本无从辨认。于是我们事先不经通知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不想再让他身陷险境。在典狱长的配合下，我们提前填写了大部分书面问卷，因此是有备而来的。
为了这次特别会面，我随行携带了一些直观教具。我曾经提过我父亲在纽约从事印刷工作，担任过长岛地区印刷工会的领导人。他为我提供了许多小报，上面有长篇的关于“萨姆之子”的杰作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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