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呆在屋子外面，一听见枪响，就冲了进来。”
“那位夫人反应如何?”
“她当时就吓呆了。接着，就走过来，紧紧地抱住汤米，她很爱他。”
接着，琼斯又告诉我，是他想出的“蠢主意”——把尸体放在浴盆里;至于那只手枪，是泰拉的妹妹海伦娜藏起来的，她把枪埋在了海滩上的流沙中……我问他，现在是否还留着那本厚厚的剪报簿，他很自豪地回答说，他一直留着呢。有时，他会把它拿出来，向别人炫耀一下，说明他“曾经很出名”。
“真可笑，”他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那是我杀的第一个人。”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你说什么呀，当然还和那时一样。”
“和那时一样?”
他冷漠地耸耸肩，“是，和那时一样，我没为那家伙流一滴泪。”
接着，他又灌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
几年之后，我听说琼斯死了，我也没流一滴泪。
在一九三二年的一起交通事故中，陈·阿帕那受了伤。肇事车辆逃跑了。这场事故使得陈不得不离开火奴鲁鲁警察局，他终于退休了。不过在那之后，他还是干着老本行——做私人侦探。在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陈也走了。他的葬礼极其隆重，夏威夷各界的名流政要都出席了他的葬礼。在全世界范围内，他逝世的消息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各种各样的吊唁文章屡见报端，称他为“真实的查理·陈”。
在一九八○年，我携妻子重返夏威夷，这一次是去参加珍珠港——阿瑞佐纳纪念碑的纪念仪式。我顺便去看望了陈在莫诺阿公墓的墓地，他的墓前已经长满了杂草，我默默地将杂草除净，又在墓碑前摆了一个花环，就算是一种纪念吧。
伊莎贝尔也死在俄阿岵，只不过她葬在长岛。在一九三七年她嫁给了一名律师，后来，她的丈夫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世事难料，她的丈夫正巧被派驻在珍珠港，于是，伊莎贝尔又回到了火奴鲁鲁。她有时候会给我写信，聊聊她的生活。故地重游之后，她很快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信的口气热烈得有些可笑。她在信中说，她带着丈夫去了“我们的海滩”，不过，对于它的历史，她半点也没透露给她的丈夫。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可到我手里的时候，已是在日军空袭珍珠港之后了。伊莎贝尔是众多的平民牺牲者之一，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她三岁的小儿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个小男孩中间的名字是“内森”。
一直到现在，我还和她的儿子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从迈西一案之后，达伦再没接过什么大案子。在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里，我帮他处理了一件小案子。不过，他始终没有能够实现那个重返“全日制工作”的梦里。迈西一案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使得露比插手干预他的工作。结果呢，他就和露比去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主持着一个律师评审会，负责律师资格的甄别。
他的家就在海德公园附近，我有时候也会和他谈上几句。达伦一直鼓励我离开芝加哥警察局。在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由于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下定决心离开了警察局。也是在那年，我开办了A—I侦探事务所。
刑事大律师在他已出版的自传后面又加上了一章，内容自然是迈西一案的所谓“内幕”。在他写好之后，曾拿给我看过，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他所写的内容似乎和真相相去甚远。
他好脾气地告诉我，他仍然有义务为当事人保密，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得考虑到不能让当事人的形象显得很糟糕。
我对此不屑一顾，坦白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写下自己的经历时，落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会和真实发生的事一模一样——因为我不是什么“作家”，缺乏虚构的想象力。
听了这话，达伦大笑起来。“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下自己经历的故事的，就和以前许多老家伙做过的一样。想想看吧，孩子，你过着这样一种奇特而富有魅力的生活，这些经历只有你自己才心中有数，你怎么可能不把它们写下来呢?要不然，你只能懒懒地坐在寂寞里，无奈地等待黑夜的降临。”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达伦告别了这个世界。按照他的心愿，我和波尔——达伦的儿子——一起将他的骨灰撒在杰克逊公园中的泻湖里。不知这是不是也算作“来于尘，归于尘”的一种方式?
在我和妻子参加阿瑞佐纳的纪念仪式时，故地重游的感慨使我变得异常沉默。站在舰船白色的甲板上，我想到在这下面的深海里，不知有多少年轻男孩葬身于此。妻子注意到了我的反常，体贴地说：“再一次回到这儿，你一定觉得十分感慨。”
“是的。”
“你在这里服过役的。”
她只知道我曾在这附近服过兵役，那是在二战期间，我在太平洋上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服役。
我告诉她，是另外的一些事让我念念不忘。
“另外的一些事?”
“我曾经在战前来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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