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雷特医生?”
“你可以叫我吉姆。”他正沮丧地收拾一个台面上的文件。
“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
“我和我妻子正在努力。”他清了清喉咙，将目光移开，但我仍然瞥见了他眼中闪逝的痛楚。“你呢?你有孩子吗?”
“我离婚了，有一个视如己出的外甥女。”我说，“她在弗吉尼亚大学读大四，目前在匡提科实习。”
“你一定以她为荣。”
“没错。”我回答道。露西的身影与声音，以及我对她生活的隐忧浮上心头，笼罩着我。
“我知道你想跟我谈谈埃米莉·斯坦纳，她的脑部保存在这里。”
“我很想看看。”
病理学家一向将脑部保存在俗称福尔马林、浓度百分之十的甲醛溶剂中。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保存并强化生理组织，进一步进行各项研究，尤其是对脑部这个人类器官中最难懂的部位。
遗憾的是，这套程序太过实事求是，未能顾及当事人的尊严。詹雷特医生走到操作台前，从台下取出一个塑料盒，上面贴有埃米莉·斯坦纳的名条和档案号码。他将脑部从福尔马林溶液中取出，摆在解剖板上，我粗略看了一眼就发现这个案子有可疑之处。
“完全没有活体反应。”我吃惊地说。福尔马林溶液熏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詹雷特医生在弹孔处插入一根探针。
“没有颅内出血，没有肿胀。子弹并未穿透这些桥脑，也没有穿透基底神经节或任何重要部位。”我抬头望着他，“这种伤不会让人当场毙命。”
“对这一点我无法反驳。”
“我们必须找出真正死因。”
“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死因是什么，斯卡佩塔医生。我已在进行毒物检验。除非检验后有重大发现，否则我想不出任何致死原因——除了头部的枪伤。”
“我想看看肺部组织的切片。”我说。
“在我的办公室。”
我在考虑小女孩是否溺毙。几分钟后，我在詹雷特医生的显微镜下看到肺部组织的切片时，问题仍一片混沌。
“如果她是溺亡，”我边指边向他解释，“肺泡应该肿胀。肺泡内会有积水，呼吸系统的上皮细胞也会有不相称的自溶变化。”我再度调整显微镜的焦距，“换句话说，如果她的肺泡进水，那它应该比身体的其他部位更早分解。但目前肺部没有这种现象。”
“会不会是被闷死或勒死的?”他问。
“舌骨并未受损，也无淤血现象。”
“没错。”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指出，“如果有人试图闷死或勒死你，你一定会拼命抵抗。然而她的鼻口部没有任何因抵抗而造成的伤痕。”
他递给我一个厚档案夹。“全都在这里。”
在他口述弗格森的验尸报告时，我翻查着埃米莉的全部报告、实验结果以及与她相关的所有电话记录。自埃米莉的尸体被寻获后，德内莎每天打电话到詹雷特医生的办公室一至五次。我觉得这值得注意。
“死者存放在由黑山警方密封的黑色塑料袋中，封口号码四四五三三七，封口完整——”
“詹雷特医生?”我打岔道。
他将脚从口述录音机的踏板上移开。“你可以叫我吉姆。”他又说了一次。
“她母亲打电话给你的频率似乎高得不太寻常。”
“原因之一是我们进行了电话追踪。没错，”他将眼镜摘下，揉揉眼睛，“她打了很多通电话。”
“为什么?”
“大都因为心情烦乱，斯卡佩塔医生。她想确定女儿死前没有受到太多折磨。”
“你是怎么告诉她的?”
“我告诉她头部挨了一枪，应该没有吃什么苦。我是说，她应该一直昏迷不醒……呃，或许在发生其他事情时她不省人事。”
他停顿了片刻。我们都很清楚埃米莉吃了不少苦，她曾饱受惊吓。她想必已经知道难逃一劫。
“就这样?”我问，“她打了那么多次电话，只想知道埃米莉有没有吃苦?”
“呃，也不尽然。她不仅提问题，也提供消息，但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他黯然笑了笑，“我想她只想找个人聊聊。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性，失去了所有的家人。我真是替她感到万分难过，也祈祷他们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我曾在报上见过高特那个畜生。只要有他在，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的，詹雷特医生。我们也很想将他绳之以法——逮捕高特，逮捕任何一个犯下如此滔天大罪的歹徒。”我说着打开一个厚纸袋，里面有一沓八英寸乘十英寸大小的照片。
这其中有一张我没看过，我细细端详那张照片，詹雷特医生则继续以平板的语调口述报告。我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我既兴奋又恐惧。那张照片显示埃米莉的左臀皮肤上有一个瓶盖大小的褐色不规则斑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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