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脏肋膜显示在肺叶缝隙间散布着淤斑——”
“这是什么?”我再度打断詹雷特医生。
他将麦克风放下时，我走到他身边，将照片摆在他面前。我指着埃米莉皮肤上的斑点，这时一股“古风”香水味窜入鼻孔，令我想起了前夫东尼，他总是搽抹得太多。
“报告上没有提到她臀部的这个斑点。”我补上一句。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心平气和地说，听起来像是疲惫不堪了，“我以为那只是死后造成的某种现象。”
“我没听说过死后会出现这种现象。你有切片吗?”
“没有。”
“尸体压在某种东西上才会留下这个痕迹。”我回到椅子旁，坐下来，斜靠在他的桌子边缘，“可能很重要。”
“是的，如果是这种情形，我明白它的重要性。”他越来越沮丧。
“她陈尸在地上的时间不长。”我平静而诚恳地说。
他忐忑不安地望着我。
“拖得越久，尸体的状况会越糟，”我继续说，“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再次检查她。”
他圆瞪着眼，没有说话，只舔了舔嘴唇。
“詹雷特医生，”我说，“我们‘现在’就将她挖出来。”
詹雷特医生在他的档案夹中翻找着卡片，然后伸手拿起话筒。我望着他拨电话。
“你好，我是詹雷特医生，”他对着话筒说，“请问贝格利法官在吗?”
哈尔·贝格利法官说他半小时后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碰面。我开车，詹雷特医生指示方向。当我将车稳稳地停在学院街时，时间还很充裕。
邦科姆县法院是一栋老旧的砖造建筑，我怀疑几年前它可能还是当地的最高建筑。它的最高层十三楼是监狱，围有铁栏的窗户与湛蓝的苍穹互相映衬。我想起了里士满人满为患的监狱，数英亩的土地上只能看到铁丝网。我相信随着暴力行径日益猖獗，不久的将来，阿什维尔这种城市也会需要更多的牢房。
“贝格利法官非常没有耐心，”詹雷特医生在我们踏上法院老旧的大理石台阶时警告我，“我敢保证他不会喜欢你的计划。”
我知道医生也不喜欢我的计划，没有一位法医希望同行将他验过的尸体开棺重验。他和我都知道，那表示他未能尽职。
“听着，”我们走向三楼走道时，我说，“我自己也不喜欢这个计划。我不喜欢开棺验尸。我希望有别的选择。”
“我只希望自己对你每天接触的那些案子有更多经验。”他补充道。
“我并不是每天都会接触这种案子，”我为他的谦逊深觉感动，“谢天谢地，我不是。”
“呃，斯卡佩尔医生，如果我说自己奉命前去那个小女孩陈尸的现场时不觉得难受，那是违心之论。或许我应该多花点时间。”
“我想邦科姆县能拥有你真是万幸，”推开法官办公室的外门时，我诚挚地说，“我希望我在弗吉尼亚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医生。我会聘请你。”
他知道这是肺腑之言，笑了笑。这时一个年迈得似乎早该退休的秘书从眼镜上方端详着我们。她面前只放着一台电子打字机，没有电脑，一座座灰色钢柜排满整面墙壁，我由此推测她擅长档案分类。阳光从略微拉开的窗帘外照射进来，空中悬浮着一束灰尘。她抹了些乳液在枯瘦的手上，我闻到了玫瑰的味道。
“贝格利法官在等你们，”她没等我们自我介绍便开口道，“你们可以直接进去，那边那扇门。”她指着与我们进来的门相对的一扇。“你们也知道，现在是午间休庭时间，他一点整必须回去。”
“谢谢。”我说，“我们会尽量不占用他太多时间。”
“就算你想谈太久也不可能。”
詹雷特医生在厚重的橡木门上轻轻叩了一下，门后漫不经心地应了声“进来”。法官大人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后面，西装外套端正地挂在老旧的红色皮革椅背上。他年近六旬，面容清瘦，满脸胡须。在他阅读便笺上的笔记时，我对他做了一番评断。他的书桌井然有序，表明他虽忙但有效率，而他风格保守的领带和软底鞋也告诉我，他根本不在乎我这样的人如何评价他。
“你为什么想开棺验尸?”他翻阅着便笺，以悠缓的南方口音说道。
“我查阅过詹雷特医生的报告。”我回答，“我们认为首次检验埃米莉·斯坦纳的尸体后，尚有若干疑点有待解决。”
“我认识詹雷特医生，但我想我不认识你。”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
“我听说你和联邦调查局有些关联。”
“是的，先生。我是调查支持组的法医顾问。”
“类似于行为科学组?”
“就是同一个部门，几年前改名了。”
“你所说的这些人士，负责追查先前并未引起我们恐慌的连环杀手与其他要犯?”他双手交叉，仔细打量我。
“那正是我们的工作。”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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