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早餐，我开始忙碌起来。我不记得那些牌子上的名字，当初可能觉得没必要。现在我要做的是叫一辆出租车载我到八十九街和河滨路的转角。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似的经过大门口，然後很快在心里记下那七个名字。走过几幢房子之後我停下来，在忘记之前赶紧拿出笔写下。接着我继续向东走到百老汇大街，在那儿的一家古巴人开的中式快餐店点了咖啡。店里的中国菜或古巴菜也许不错，但咖啡喝起来就像每一颗咖啡豆在研磨之前都用变质的牛油拌过。
我摸出零钱打电话，先试试那三个精神科，他们的门诊预约到下个星期都满了，我和最後一个预约了下星期一。我想，在那之前我如果什麽也没办成，至少还有一条出路。到时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能真的需要精神科医生了。接着我看着剩下的那四个名字，小儿科太困难，除非我向丹妮丝借杰瑞德，我可不想这麽做。那个牙科可能会替我看，特别是如果我假装牙痛很严重，可是我真的希望让一个不认识的牙医乱动我的嘴巴吗?再说因为之前的种种原因，这辈子我可以到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那儿免费看牙【注：参见《衣柜里的贼》。】，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牙医。几个星期之前，我才在他那里洗过牙，而且我也没兴趣张嘴说：“啊……”我不需要看牙科。
看来眼科最适合，比精神科还适合。检查眼睛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只要确定他们不在我的眼睛里滴眼药水，因为那会让开锁变得困难。话说回来，我是不是也该去看眼科了?我从来不需要眼镜，而且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但是我不再年轻，根据专家的建议最好每年检查一次眼睛，可以防患青光眼什麽的。所以──
我打了电话要求约时间，但那家伙去巴哈马度假了，要下个星期一才回来。
现在只剩下默里.法因辛格。我边打电话边想要用什麽理由去看门诊。接电话的是一个带布隆克斯区口音的年轻小姐(後来我才知道她的头发是红色的)，她问我哪里不舒服。
“我的脚。”我说。
“你平常跑步还是跳舞?”
跳舞的人看起来应该有舞者的样子，但任何人都可以看起来像跑步的人，只要会流汗，再加上穿一双可笑的鞋子。
“跑步。”我回答。她替我安排了时间。
我马上回家换上彪马鞋，让自己看起来像慢跑的人，再打电话给卡洛琳取消午餐，告诉她我要去看医生。她问我要去看什麽医生，我骗她说是去看眼科，因为她要是问起我的脚出了什麽问题，我一定答不出来。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有摩顿脚，离得软骨肿瘤只有一步之遥。她问我眼睛怎麽了，我告诉她我最近只要看书久一点就会头痛，她似乎相信了。
我没跟她提到那个午夜电话。
一点十五分，我到达法因辛格的诊所，大楼的管理员先打电话到楼上问清楚，确定我和医生约了时间。电梯员看着我找对了门。
现在我花了三十美元，突然觉得自己的脚太窄、鞋子太宽。也许我真该去看小儿科，我可以谎报年龄。
我把耳朵贴在埃博尔的门上仔细听，什麽声音也没有。门边有一个按钮，我轻轻按了一下，可以听到屋子里很小的电铃声。没有其他声音，我又敲了一下门，同样没反应。我深吸一口气，拿出口袋里的工具开了门。
情况真的就这麽简单。警察在门口贴了封条，禁止办案人员之外的人进入，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没有特别把门上锁，大概是因为大楼的安全系统够严密。那个打开埃博尔警察锁的锁匠(他把门闩钻开，而不是把它挑开，我认为太不专业了)只留下最原始的门锁防止有人进入，那是一把西格尔锁，你只要把门关上它就会自动上锁。另外还有一个必须用钥匙开关的门闩，警察可能有钥匙──他们可以向大楼的管理员要或从上司那里拿──总之，最後一个离开的人并没有用钥匙，因为只有自动锁锁上了。那就像有安全瓶盖的阿斯匹灵药瓶一样好打开，如果我有钥匙可能会快一点，不过也不会快很多。
我走进去，关上门，闩上门闩。我在玄关处犹豫了一下，觉得有什麽不对劲，好像少了什麽东西，却不知道是什麽。管他呢!我从阴暗的玄关走进客厅，外面的光从窗子透进来。靠近窗户左边的地方，我看到用粉笔画的轮廓：一半在光洁的地板上，一半在狭长的地毯上。那是一块漂亮的地毯，粉笔的痕迹显得不协调。
看着粉笔的轮廓，我可以想像他的身体躺在那里，一只手臂向外伸直，一只脚朝向那天晚上我坐的沙发。我不想看粉笔的记号，但视线似乎无法移开。我觉得可笑。我转身回过头，沿着记号绕了半圈走到窗户边，看着外面的公园和对面的河流。
现在我终於知道刚才在玄关困扰我的是什麽了，进门时缺了我平常惯有的那种感觉──就像浮摩斯注意到夜里没有狗叫声一样。那种触电的感觉没有了：那种闯空门的时候，入门一刹那的激动不见了，那种像咖啡流进静脉的感觉不见了。我是以小偷的身分进来的，特别是应用了我的聪明才智，但是我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快乐的感觉。
这里是一个老朋友的地方，他刚刚死去，这让我感觉不到一点乐趣。
我看着远处的纽泽西，它还是老样了。天空突然在我进来的这几分钟之内变暗了，看起来像是要下雨，这表示昨天晚上的月晕果然准确地预测了天气，或者根本不准，这要看它到底代表什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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