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对这件案子，我还没有像你那样仔细分析我自己的地位。”
“没有个屁!”我说。
他承认：“好吧!经你一说，我也懂了。有什么不对吗?”
我说：“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律师的职业道德。什么是对你的当事人最有利的。”
律师说：“他要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他说他回顾他的人生，他没有给他人什么好处。他浪费了不少青春，自己反而变成一个周期性的酒鬼。他认为牢狱也许可以给他反省，假如他有钱照样可以做好事。”
我问：“地方检察官怎样想?盖亚莫认罪的话，他肯让这件事拖过他三十五岁生日吗?”
“我不知道。我有一个想法，假如亚莫肯认罪，使地检处省时，省力，又有名誉，地方检察官可能照一般案件程序慢慢排队进行，放我们一马。”
“但是你尚未试着进行?”
“还没有。”
我坐着仔细看他，他又把手握起来成拳头，握得那样用力，指节有骨头突出的部位都变成了白色。
最后，他看向我说：“你认为他机会如何?”
“什么情况的……机会如何?”我问。
“你知道我问的意思……把他放到陪审团前面。”
我说：“光凭他目前的说法，假如没有强有力的证据，绝对不会宣告无罪。”
吉高温点点头。
我说：“换句话说。十二个陪审员中，至少有一、二个会相信他。”
“你的意思是陪审团无法决定，不能作判决，可能延搁下来?”
“我估计会成那种局势。”
“但是。”他说，“这对他没有太多好处。所有对他的指控还会再重复一次，下一次还是……”
“下一次，他已经有钱了。”我告诉他。
“是的。”他说，“这倒是真的。”
我说：“到那个时候，他能付你足够的钱。他能请各种专家，他能……”
“聘雇私家侦探。”高温急急地说。
“我可没如此说。”我告诉他。
“是我说的呀!”他宣布。
我说：“好了。盖亚莫要你和我谈谈。你和我谈过了。”
“你不赞成认罪?”
“绝对不赞成。”
“你知道结果吗?赖先生?”
“当然，我知道结果，你对他说我愿意冒这个险。”
他说：“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你聊天。我会把你的意思转告我的当事人。”
“到底他们收集了一些什么证据来对付他?”我问。又加一句：“到目前为止。”
“相当多。”他承认。
“能列出来听听吗?”
律师自桌上拿起一支铅笔，把铅笔握在手心，自桌上拖过一迭原稿纸来，用铅笔重重画了个阿拉伯字一，又在外面加了一个大圈圈。
“第一。”他说，“他们可以绝对证实：在卡文镇‘客来车服务中心’搭上柏马锴汽车的人是盖亚莫……这一点绝无疑问，因为该中心服务员曾抄下柏马锴的车号。”
我点点头。
吉律师写下二，也在外面画个圈圈。
“第二，柏马锴在中溪河停下来，又打电话给他太太。第一次是从卡文镇打的，第二次是从中溪河打的。第一次他告诉他太太他要去雷诺。第二次，他从中溪河打电话，他告诉她，不但他在卡文镇让一位搭车者上车，而且他又多了一个金发的女搭车客。他把女的放在车的后座。”
我问：“地方检察官可以把这些电话中的谈话拿出来做证据吗?这是道听涂说，被告不在场的对话都是传闻!”
吉律师承认：“检察官当然会有些困难。我们会拚命不使他得逞。但是那一通中溪河的电话，被告就坐在餐厅的桌子准备吃东西。法律虽规定被告不在场的都是道听涂说。这种情况，不知算是在场?还是不在场?”
“谁说他在那里。”我问。
吉律师看着我，用他都是骨头的左手手背摩擦自己的下巴。他说，“嘿!我懂你的意思了，他们找不到那时的女侍。你知我知他是在那里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办法证明他在。这好得很。”
吉高温把铅笔拿正，在二的边上画一个大问号。
他写下三，又在三外面画了一个圈。“在卡文镇，被告不名一文了。身上一毛也没有。他想买杯咖啡也没硬币了。他把这情况告诉过加油站服务员。当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身上有一千二百元。有证据显示柏马锴出差时老带着不少现钞。这些钱可能是从柏马锴身上弄来的。”
“他也可能从赌场赢呢!”
“本钱呢?”
我说，“不能捡到十元钱呀?”
“可以。”律师不太热心地说。
他又拿起笔来。电话铃响了。
他说：“对不起。”拿起电话说：“哈啰，我是吉高温……是的，请讲。”
他看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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