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倒不是一切线索都与他有牵连。比如安眠药的事，还没有弄清楚。我倒是对他妹妹很感兴趣。”
“是啊。我们可以向他证明他的诈骗行为吗?可以。既然科洛斯科夫已经认出了他，那么别的人也会把他认出来的。然后是那些身份证。其中一个身份证他肯定拿过。”
“受过诈骗之苦的人提供出犯罪分子的哪些特征了吗?”
他们重又精心研究厚厚的一摞摞文件，大声地念审讯记录，并争论起来：“像是谢苗诺夫。”
“不完全。”
“我说他像!你想要什么?让那些吓坏了、吓傻了的人们给你提供绝对准确的特征吗?连面颊上的痣也包括在内吗?”
“顺便说一句，谢苗诺夫的痣在耳朵后边。”
“对，对。你想叫人都去看他耳朵后边吗?你听听这个沃尔科夫报告了些什么吧……”
于是，罗巴诺夫又一字一板地、着重地读着审讯记录。
“对了，还有一件事，”谢尔盖忽然想起来，“应该搞到谢苗诺夫的笔迹样本，跟那封信的笔迹做个对比……”
“哪封信?哦，是写给戈尔利娜的那封信吗?”
“正是。听我说!邮局里那封电报没收了吗?”
“那还用说!”
“我们动手把电报和信做个比较。说干就干。哪怕现在大致相近也好。”
“哎，真有你的!信是写给戈尔利娜的，而电报是她拍的。”
“不管怎样，还是要对比一下。”
罗巴诺夫耸了耸肩，老大不情愿地在厚厚的一摞文件里翻寻着。终于找到了：一张揉皱的小纸片上仓促地写着：“来吧，应该谈一谈，这是最后一次。”还有一张电报用纸。
谢尔盖和罗巴诺夫俯身去看摊在桌子上的信和电报。过了一会儿，罗巴诺夫抬起头来。
“哎，我跟你说，弄得简直都头晕脑涨了。这肯定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明天送去做笔迹鉴定。鬼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谢尔盖疑惑地看了朋友一眼，“我们大概是累了吧，啊?”
在办公室里出现的一刹那凝重的沉静中，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
罗巴诺夫急忙拿起话筒。
“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他听出是乌尔曼斯基的声音，“我已经到旅馆了，可是你们……都八点多了。”
“我们就去。”罗巴诺夫回答说。
他们下楼时说定，不再谈论工作，够了，他们的确累了。那么他们最新的一个发现也许只是他们杜撰的?但这一切都放到明天吧。
大街上又黑又冷，砭骨的寒风一阵阵吹来，把刺人的冰碴子打在脸上。
但他们依然决定步行去旅馆。任风去吹吧。况且必须改换一下，干点别的什么，哪怕去跟寒风抗争，看看微不足道的街景，甚至就是步行也好。他们两人吸完了烟，立刻如饥似渴地呼吸寒冷的新鲜空气。
他们步履匆匆，一言不发，超过了前面的行人。
快走到旅馆时，罗巴诺夫凑近谢尔盖，用盖过呼啸的风声的嗓门喊道：“我忘了问你，列娜怎么样?”
“还好。正在排演。”
“那么一切正常喽?”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就好打听，”他笑了笑，暗自思忖道，“他大概还记着办‘黑娥’案件时发生的那桩帽子事件。”
他们走进旅馆前厅，有点气喘吁吁，脸冻得发红，一眼便看见了乌尔曼斯基。
年轻记者穿着大衣，没有系扣，在沙发椅之间悠然漫步，放下护耳的皮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一只手里拿着带有“航空”字样的带拉链的精美皮夹子。
乌尔曼斯基眼很尖，看见他们走进来，便一边满面笑容地朝他们走去，一边大大咧咧地挥动着皮夹子。
他们三人来到房间，谢尔盖轻轻把门关上，这时乌尔曼斯基不无得意地宣布说：“总算把您请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为了对您的光临聊表庆贺，”
他从大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瓶酒，“我希望，您不会反对吧?”
“记者都是很机灵的，”谢尔盖笑了，“怎么会反对呢?”“特别是我们的记者，不得了，”罗巴诺夫滑头地看了乌尔曼斯基一眼，插话说，“可是他们行动起来一向……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带有潜台词，对吗?”
乌尔曼斯基哈哈一笑，算作回答。
“真有您的，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您否定了人的无私的内心感情。”
“好了，”谢尔盖出面干预道，“俗话说，既然酒打开了，那就把它干了。关于这个潜台词吗，”他使了个眼色，“我们也有。”罗巴诺夫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忧虑起来。他注意地四下里看了看，稍微掀开桌布，往桌子底下瞧了瞧，拉开遮挡着床和床头柜的帷帐，把那里所有的东西都仔细检查了一遍。“你找什么?”谢尔盖用毫无恶意的口吻问道。“正如《危险来临》中水手长普里霍季科所说的：‘这种事既然发生了，那就干脆把最后一根黄瓜也切开。’有一个黑色小手提箱交给你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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