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细节，”斯维特洛夫接着说，“事情发生在莫斯科至博尔斯克的路段上。你注意到了吗?”他看了谢尔盖一眼。
“喏，这个路段需要行驶一个多昼夜，”谢尔盖摇了摇头，“火车都是经由其他城市路过这里的。”
谢尔盖多半是由于意外而提出异议，他内心里已经开始感觉到斯维特洛夫的推断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
“你为什么确信是一个团伙在活动呢?”谢尔盖问，“采用的手段好像有两种。”
斯维特洛夫滑头地一笑。
“为什么?就是为这个。我已经说过了，在诈骗的四种情形当中，有三个留下来的身份证是博尔斯克签发的。不是吗?而第四个……第四个身份证是在火车上从一个被催眠的人那里偷来的!可以说是用第二种手段干的。借助于……它叫什么名称来着?……”他匆匆打开一个文件夹，在装订好的文件里一页页地翻寻起来，然后说出了安眼药的名称。
谢尔盖甚至惊诧地吹了一声口哨。
局长不慌不忙地点上烟吸起来，然后把一包烟从桌子上推到自己的部下跟前，往后一仰，靠在了沙发椅背上。
“一切都和博尔斯克有牵连，”他从容自若地说，“您，如常言所说，是行家里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件事您就抓一下吧。其余的事交给您的副手去处理。您现在和斯维特洛夫坐下来，初步拟定出作战方案。午饭后你们飞往博尔斯克。要抓紧时间。每一分钟都可能有新的犯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团伙。并且你们要注意，他们是从诈骗开始下手的。现在又采用了暗中投放安眠药的卑劣手段。今后也许更加危险。因此，务必抓紧时间。”
他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明白了，彼得·伊万诺维奇。”
“那好。你们大概没有意见吧?”
“那些身份证把人搞得不得安生，彼得·伊万诺维奇。而这又是有现实意义的事业。”
“我知道。您一直在为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暗暗担忧。”局长笑了笑，但他的声音里表现出令人感到温暖的绵绵情谊。
“看来担忧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谢尔盖也微微一笑。
“不是您一个人……那好，着手干吧。您打算带谁一起去，决定了吗?”
“谁也不带。在博尔斯克，我有一个可靠的人。”
“谁?”
“罗巴诺夫·亚历山大·马特韦那维奇。不久前他被任命为刑侦处处长了。”
“你们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一起工作过吗?”
“正是这样。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八年。”
“一言为定。”局长用手掌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暗示谈话到此结束。“两小时以后我等你们的方案。就这样吧，你们可以自由了。”
谢尔盖和斯维特洛夫同时从位子上站起来，把堆积如山的文件夹平均分开，从办公室里走出去了。
航空站有上下两排窗户的候机大厅里像平素一样嘈杂、紧张而忙乱，数以百计的单个的人汇合在一起，在极短的时间里聚拢在这个大厅里。他们都有各自的命运、打算和愿望，有各自的性格与气质、悲伤与欢乐，他们由于巧合而集中在这同一个地方，要去同一个方向，怀着唯一的心愿——飞走，飞往某地，办理某事，一定要飞走，尽快地、刻不容缓地飞走。激动不安或者表面上平静自若的、忧虑烦恼或者喜笑颜开的人们聚集在数不清的售货亭、问询处、小卖部柜台跟前，聚集在占据整个一面墙壁的、标明班次的、闪闪发亮的巨幅匾额旁边，或者坐在摆着极长的、顶到大厅两端的一排排沙发椅上，翻阅着报纸、杂志，匆匆浏览着电报、报导、短评、文章标题，因为航空站特殊的、极不稳定的生活节奏，以及焦急和等待不允许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情。有人不时对那些兴奋的、淘气的孩子呵斥两声，母亲们试图把他们抱在腿上，哄他们睡觉。
嘈杂的说话声时不时地盖过被烧热的飞机发动机强劲而遥远的轰鸣声，给候机大厅里带来一阵新的、隐隐约约的惊惶和紧张。
谢尔盖坐在沙发椅上，把脸掩在竖起来的大衣领子里，似乎以此与周围忙乱的人们隔开来。他腿上放着一个棕色的大公文包，提手是铜的，样式很时髦。
从旁看去，谢尔盖好像在打瞌睡，其实他脑海里思绪汹涌，都是一些不连贯的片断，急匆匆一闪而过。一会儿，手忙脚乱地帮他往公文包里放东西的维季卡突然浮现在脑际。这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父亲将乘坐什么飞机：“图”还是“伊尔”。他显然更喜欢喷气式飞机“图”。
后来，谢尔盖给列娜留了一张字条，而维季卡迫不及待地揪住他的袖子：“……他说有支流的密西西比河比密苏里河长三百公里。这是骗人的，真的有支流吗?”在门口，他最后一次紧紧搂住谢尔盖的脖子，悬在他身上，压低嗓门，担心而好奇地问：“爸爸，你没有忘记带手枪吧?”他深为父亲及其工作而自豪，这一点使谢尔盖甚感欣慰。
但是谢尔盖现在把关于儿子的思绪驱散开，努力集中思想考虑公务。可是这一点没有办到，反而突然开始想起萨沙①·罗巴诺夫来了。很想知道他在那里，在新的工作岗位怎么样?萨什卡②古道热肠，而且说话诙谐。要想对他做出评价，必须对他有了解才行。于是一位身材不高而敦实的、几乎是方形的萨沙·罗巴诺夫，即亚历山大·马特韦那维奇·罗巴诺夫出现在谢尔盖眼前：他那垂到额头的一绺浅色头发、依然那样狡黠的眼睛和老是可笑地皱着的满是雀斑的翘鼻子。唉，萨什卡，萨什卡……他们有多少年的友谊了?他们是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碰在一起的。萨沙比谢尔盖早一年半来到这里。就是说，他们的友谊大概不少于十二年。他们在办第一个大案，即“形形色色的案件”时结下了友谊。谢尔盖清楚地记得他。他像个“小弟弟”似地来找卡佳·格朗宁娜，也就是说，当时她还不是格朗宁娜……当时，那条叫弗莱达的狗被打死了。一条出色的狗……并且抓获了老牌匪徒格里高利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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