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虐记_[日]桐野夏生【完结】(50)

　　矢萩先生说过《残虐记》里谜团重重，其中之一便是为什么那天晚上妻在芭蕾课结束后的归途中去了K市。

　　从妻所住的社区车站到终点站的K市有二十多分钟的车程。跨过夜晚的T川，身无分文，到一个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城市，对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子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很大的冒险。而且正如《残虐记》里所描写的，K市是为那些性情粗暴的工人而存在的城市，夜晚的娱乐街上常常发生吵架斗殴，所以也是个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妻会因为不想见到神经质的母亲、不想回家这一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去了陌生的城市呢?这对我而言也是个很大的不解之谜。

　　妻从没有谈起过这一点。我曾经问过妻的母亲，我岳母开始时稍有犹豫，但最后还是说了。当时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K市有了别的女人后，终日很烦躁。一次丈夫说去K市赏花，并带了当时小学二年级的妻去了K市。一天，妻正要出门去上芭蕾课时，岳母对她信口说道： “回来的时候顺便去趟K市，到那女人那儿把你父亲带回来吧。你不是见过一次面吗?你认识的。”岳母懊恼地说：当然，说那话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妻真的就去了K市。听说那次事件以后，岳母便成天沉湎于酒精里了。

　　您也发现了，《残虐记》里总是流露出妻对母亲的反感、对父亲的蔑视，但妻在小说里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双亲当时是何种状况。就连妻的母亲为丈夫的拈花惹草而极度痛苦，成了酗酒者，以及父亲很少回家等事都没有作个交代。

　　妻的父亲与K市自行车店店主的老婆再婚了，妻与父亲像是断绝了任何关系。但我曾见过他，他是个小心谨慎但和蔼可亲的善良之人。妻的父亲好像也知道一点当时妻去K市的理由。母亲说了一句：去把你父亲带回来。于是就去了K市，对这样的女儿，妻的父亲说：还十分年幼竟然就这么有责任感。听说去看樱花时，自行车店的那女人也在一块儿。真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事啊。妻的父亲不由得悲从中来。但这件事在公审时均耒提及。

　　另外一个谜应该是谷田部的出现。据妻说，她确实是见到过像谷田部那样的人物，但是谷田部很快就辞去了小学的工作，消失了。关于谷田部与健治之间的关系，是否就如妻在《犹如泥泞》那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呢?现在是不得而知了;关于谷田部房间的壁柜里是否真有窥视孔一事，也因那栋建筑物已经不复存在而无从考证了。如果真有窥视孔，妻所受到的打击与伤害是何其的悲痛啊，我认为周围的成人们没有一个能够理解。

　　可是，此后有一种奇怪的说法传入了我的耳里。听说K市里在悄悄地谣传，说那个失踪了的女孩在铁工厂。谣言主要是在一些非法组织即与黑社会有牵连的组织里传播。我模仿我的妻，也想让我的幻想膨胀起来吧，如果我也编织起夜晚的幻想，那内容就是这样的。

　　我那可怕的想象是：铁工厂的社长夫妇、谷田部三人都知道妻被监禁一事，而且他们用谷田部房间里的窥视孔来赚钱。这实在是邪恶大人们的想象，但也并非绝无可能。同时我又想象安倍川是被这三个人给利用了。铁工厂后院里埋的那个菲律宾女性，她的死也许与其他三人也有关联。听说案件侦破后，铁工厂夫妇关闭了工厂，卖了土地搬离了那里。谁也无法知晓的“真实”已是云开雾散了，但是与妻一样，我的脑海里有一粒种子正在发芽。

　　本来安倍川的任务是要去找那些成年女子的，但他出于个人的缘故绑架了小学生，也就是我的妻。这事让铁工厂的社长夫妇、谷田部伤透了脑筋吧。如果是外国成年女性的话，即使失踪了也还能牵强附会地找到些理由，但监禁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孩子则是重大的犯罪案件。但事情发生了，已无法妥善解决，于是他们三个人就假装不知。

　　总是被他们小看、受他们指使的安倍川在得到自己“可爱的小东西”之后，渐渐地开始反抗起他们来。也许解救妻的并不是社长夫妇而是安倍川。是安倍川发现了妻的求救信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时候求社长夫人去假装发现的。我认为这种假设也可以成立。

　　安倍川信中的那一句“您不原谅我也没关系。我想，我也不会原谅老师的”，不正是将所有罪责一身担起的安倍川的抗议吗?我不得不这样认为。

　　信写到这里，也许矢萩先生产生疑问了吧：为什么我对妻的那次事件知道得如此详尽?您曾在电话中顾虑重重地问过我，是什么时候知道妻的那次经历?又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与妻结婚的?那时我没能明确地回答您，但现在可以说了，其实，我也在《残虐记》里出现过。

　　那个叫宫阪的只有一只手臂的检察官就是我。这下您可以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那次事件看成是我自己的事的原因了。

　　我在小时候由于交通事故失去了一只手臂。《残虐记》中是这样写的： “在我五岁时，母亲把我的手从手肘处砍了下来。母亲沉溺于新兴宗教里，听说她认为我的左手上有魔鬼附体，而疯狂地用劈刀把它砍了下来。”遗憾的是在真实人生中，那样戏剧化的事情并不曾发生过。我生于福岛县一个双亲都是普通教师的家庭。

　　《残虐记》中那位检察官的形象与实际的我大致相同。妻曾写到我在思考该事件时感到了“愉悦”。确实如此。我对妻的事件抱有异常的兴趣，刚接到此案件时，因为是一件众人皆知、十分有名的案件，所以抱有一种幼稚的功名心态：弄清它，让自己的美名远扬。事实当然不仅如此，当与受害者的妻(下面写为景子，当时十一岁)见面时，我还企图求她告诉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