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还是该往最坏的角度想，尽可能把这篇文章写快一点。
我用的是电动打字机，速度是够快，但是字距老是调不好，再怎么设定也没有用。我只剩下这次机会，不可能冒险先记在备忘录上等回家再写。
我的名字是霍华·福诺伊，职业是自由作家。我的弟弟，罗伯·福诺伊，他就是弥赛亚。就在四个小时前，我开枪射杀了他。他把子弹称为“镇静剂”，这个名字取得非常不好，但是既然取了就取了，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改变。
该死，我不能忍受自己老是离题太远。
鲍比死了以后，我拿一张床单将他盖起来，然后在木屋客厅的窗前坐了三个小时，眼睛直直盯着外面的树林。过去窗外能看到大片的橘子树，从北康威市一路蔓延而来，但现在已不复往日景观。今日只剩怀特山，像孩童用深色绉纹纸剪出来的三角形，上面缀饰了一些无意义的星星。
我打开收音机，换了四个频道，只找到一个疯子主持的节目，便把收音机关掉。我的思绪飘得很远，飘入窗外数里远的黑松林里，却又理不出头绪。最后，我明白我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做一了断。可恶!若没有期限，我就是不能成事。
现在，我的期限快到了。
我爸妈对我们的期望不高，但我们却聪明得出乎他们的意料。爸爸学的是历史，三十岁的时候就已是霍夫斯塔大学的专任教授。十年后，他又成为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室的六名委员之一，而且荣任首席。他是少见的老好人，还弹得一手好吉它。白天他一丝不苟，但到了晚上便浪漫得可爱。
妈妈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德鲁大学，还得到“全美大学优秀毕业生联谊会”的会员资格。她在华盛顿特区成为相当出色的专利代理人，而后认识了爸爸，并嫁给他。在怀了我之后，便辞去工作。我是一九八○年出生的。在一九八四年时，她从爸爸的朋友那里接来一些税务案子，她把这份兼差称为“小兴趣”。到了鲍比出生的一九八七年时，她已经为十几位权高望重的大人物处理税务、证券投资和财务计划等事务。我虽然不知道这些大人物的名字，但这已不重要了。他们现在要不是死了就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一点用处也没了。
我想她的这个“小兴趣”可能发挥过头了，赚的钱居然比爸爸多，不过这并不构成问题——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彼此各尽本份，知道各自的定位在哪里。我虽然常看到他们拌嘴，但从未见过他们打架。等到我日渐长大，我发现妈妈和其他妈妈只有一点不同：别人的妈妈会在播放连续剧的电视机前看书、熨衣服、缝补衣物或打电话聊天，而我的妈妈则是在播放连续剧的电视机前打计算机，然后在一叠绿色的大纸张上写下一堆数字。
我不负爸妈期望，以优秀成绩通过智力测验。在公立学校读书时(据我所知，我的爸妈从未讨论过是否要送我或我弟弟到私立学校念书)，我的成绩也一直维持甲等或乙等。我很早就学会写作，一点也不费力。我第一篇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写的，内容是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在佛奇谷地度过冬天的故事。我把文章投到一家航空公司的杂志，他们寄给我四百五十元的支票。爸爸要求我把支票卖给他，他开给我另一张相同面额的支票，然后把航空公司寄来的这张支票装框裱背，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真是够浪漫的了，一个弹得一手好吉它的浪漫男人。我可不要他的这份浪漫，我有我要做的事。不过，尽管爸妈都已过世，但我仍深深爱着他们。
我是那种值得爸妈深切期许的孩子，一个有聪明头脑的好男孩，一个在关爱和舒适的环境下早熟的男孩，一个深爱且尊敬爸妈的男孩。
鲍比就不同了。他一点也不像我们家族的成员，从来没有人对他有所期望。根本没有。
我比鲍比早两年学会自己上厕所，而这正是我会揍他的惟一原因。不过，我从不会嫉妒他，就像一位优秀的大联盟投手不会嫉妒入名人堂的强打一样。当然，嫉妒的发生，通常出自于比较。现在我在这儿，可以告诉你：若真要比较的话，一些事实会让你吓得睁不开眼睛。
鲍比两岁就能看书，三岁就开始写作文(他会写《我与狗》、《和妈妈到波士顿玩》之类的短文)。然而直到六岁，他的字却仍歪七扭八，足以把人吓得半死，更夸张的是：如果有人把他的文章重抄一篇，再拿给你看的话，你一定会以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十五岁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他从简单句开始，很快就学会复合句和复合子句，他有奇异的天赋能善用条件子句、从属子句和修饰子句。偶尔他的句型也会出错，或修饰词放错位置，但是这些问题有许多作家一辈子都搞不清楚，何况他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他有头痛的毛病。我爸妈担心他身体出了问题，害怕他是否长了脑瘤之类的东西，便带他去医院。医生细心地为鲍比检查，又和他谈过之后，便对我爸妈说鲍比什么病也没有，只是压力大了点：他一直处于焦虑的状况，因为他写字的速度跟不上脑子思考的速度。
“你们的孩子心理上有块结石，”医生说：“我可以开一些暂止头痛的药，但我认为他最需要的药方便是一台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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