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诺斯没有过去看结果，他一点也不迟疑就走回垃圾车，跪在马休已经发白的尸体旁。他从口袋里拿出五百美圆，卷成一小团，装进马休上衣口袋里。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假像。因为很多白人男子都是冲着毒品才到这个街区来的。只要马休身上带着钱，警察就会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车祸。而且不远处撞在电话亭上的丰田能使这个假象显得更加逼真。一个来买毒品的男子在路上被车撞死，而肇事司机在极度恐慌之下企图开车逃跑，结果自己也送了命。不需要追捕，不需要调查。这只是一场很平常的车祸。
加诺斯翻开手机盖，拨通了一个号码，等着老板接电话。毫无疑问，汇报是最让人难受的一个环节。但是替人办事就是这样。
“都办好了。”加诺斯说，一边走到丰田车旁把那块煤渣从车底下挖出来扔掉。
“那你现在去哪儿?”
他擦了擦手，低下头看了看哈里斯名字旁边写着的房间号。“鲁塞儿楼。四二七房间。”
第二部分
哈里斯
“准备好了吗?”
“哈里斯，你觉得这样做对吗?”史蒂文斯议员问我。
“应该是对的，”我回答，一边检查我自己的电话号码簿。“爱德华──不是爱德
──戈士顿……他妻子的名字是凯瑟林。儿子名叫当迪。”
“当迪──”
“当迪，”我又说了一遍。“你是在上次乘飞机的时候在头等舱遇见爱德华的。”
“他是个自豪的美国人。”
“自豪的美国人”是史蒂文斯议员用来形容捐资超过一万美元的捐赠人的惯用语。
“非常的自豪。”我说。“你准备好了吗?”
史蒂文斯点点头。
我拨了号码簿上最后的那个电话号码，拿起听筒。如果我是个新手，我一定会说，嘿，戈士顿先生，我是哈里斯·桑德勒──史蒂文斯议员的秘书长。参议员先生要跟您说话……但是我没这样做。相反，电话一接通我就把听筒递给参议员。时机刚刚好。戈士顿先生以为是参议员自己打的电话，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的关系。
史蒂文斯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时候，我在嘴里嚼着一颗口香糖。这是典型的史蒂文斯风格。
“好吧，爱德……”史蒂文斯说话像唱歌一样，我摇了摇头。“我最近几次乘飞机怎么都没碰见你?你又回到经济舱了吗?”他的音调降下来，不过还是很有催眠效果。参议员亲自打电话总有他的目的。我说的目的是指，钱包。
“你来过吗?华盛顿?”史蒂文斯问。“下次你再来，一定要给我个电话，我们可以一起吃顿午饭。”
翻译：我们不可能一起吃午饭。不过如果你幸运的话，我可以花五分钟见你一面。但是如果你今年不提供赠款的话，你就只能见到我的高级职员和一张国会通行证。
“我们会让你进入国会──保证你不用在外面排长队……”
我的手下会派一个实习生去带你参观国会，就像参加公共参观团一样，不过这可比公共参观的待遇高得多……
“我的意思是，我们对老朋友要尽心尽力，对不对?”
我是说，给点钱赞助赞助老朋友怎么样，大款?
史蒂文斯挂上电话，对我说“爱德”已经答应交出一万五美元了。我递上一些纸巾，继续拨下一个号码。
几年前，你在一个晚宴上遇见的任何一个客人都有可能成为你将来政治赞助的来源。今天，马萨诸塞大道的日本料理店楼上有一间点着荧光灯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三张桌子、两台电脑和十条电话线以外，还有一张精挑细选的名单。老办法遭遇新办法。老办法被淘汰了。国会里没有一个众议员可以不打这些电话。有些人一天打三小时电话;有些人一周打三个电话。史蒂文斯显然属于前者。他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也喜欢钱。他可不愿意白白浪费捞钱的机会。政治的基本规则是：你或许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如果得不到赞助，你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长久。
“下一个是谁?”史蒂文斯问。
“弗吉尼亚洲·雷·莫瑞森。你是在绿湾(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北布朗县县城)认识她的。”
“我们在同一个学校上过学吗?”
“您九岁的时候跟她做过邻居。”我把名单上的信息读给他听。联邦法律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在办公室打筹资电话──这就是为什么每天，特别是临近选举的时候，有一半的议员离开国会去其他地方打电话。一般人总是到三个街区以外的共和党或民主党竞选总部去打。更聪明一点的往往雇佣一个筹资顾问，帮他建立一个个人的捐赠者数据库。有一些狂热分子更夸张，他们铤而走险，居然请林·洛根──一个筹资专家──帮忙，他提供的名单的“备注”部分居然详细到连人家刚动过乳腺癌手术也写得一清二楚。
“对对──我记起来她是谁了。”我耳边的听筒响起来，史蒂文斯才仿佛恍然大悟。
“您好……”一个女性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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