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皮肤微黑的女人?”
“一点不黑!一个金发碧眼、白皮肤的高个子女郎!脸稍微有点儿红，打扮入时，她总是打地铁车站那儿过来……”
“她第一次让你这么干是在什么时间?”
“大约三年前……等一下!让我想想，对了!那时我女儿刚生第一个孩子，把孩子送到维尔诺夫-圣乔治的一个奶妈那儿……对，就是在那个时候。三年差一点儿……那天，天已经晚了……我把报纸捆扎好，正要背起它们……她问我是否有住处，是否愿意帮助她……你看，干我这行的什么样的人都会碰上。
“我要做的只是把写着我名字的信收下，不要拆开，下午把信带到这儿……”
“是你定的要价五法郎吗?”
“是她定的……当时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干这件事的代价不止值半瓶红酒，但那时她打算找那卖花生的人干!那个阿尔及利亚人!那种人没有钱，也肯干，所以我就说好吧……”
“我想，你不知道她住在哪儿吧?”
雅各布先生眨眨眼睛：“如果你能找到她，你可就太聪明了，即使你是个警察!先前也有一个人千方百计想找到她。我住的那幢房子的看门人只是告诉他我在这儿卖报。她向我形容了这个人的长相，我以为他是那个年轻女子的父亲。开头他只是在有信来的那几天里在这儿转悠，并不对我说话。啊，对了!他总是躲在那个卖疏菜和水果的摊位后面。然后，他就跟踪她……不过，没有成功!最后，他来找我，说如果我能把那年轻女子的地址告诉他，他就给我一千法郎。他不相信我跟他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原来，她让他乘了不知多少地铁和公共汽车，最后在一幢有两个出口的大楼里把他甩了。那不是个好家伙。我这才明白他不是她父亲……他第二次又来试试运气。我想，我该提醒那个年轻女子，我敢肯定，她带他走了很长的路——好几英里——把他拖得晕头转向，因为此后他没再来试过。嗯，现在你又来了。你知道为那事儿我得了多少外快——不是那人给的一千法郎——只是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而且当时，我还不得不装出找不出零钱的样子，否则我就只能得到十法郎了，她走时嘴里嘟囔着我听不懂的粗话。狡猾的小婊子!一个小气的老……”
“最后一封信什么时候到的?”
“至少有三个月了……你能往后站站吗，顾客都看不见我的报纸了……你还想知道些什么?我是个正派人，真的，我并不试图让你……”
梅格窗往罐里扔了二十法郎，含糊地做了个再见的手势，沉思地走去。
走过地铁入口处时，他撅起嘴、带着厌恶的神情想到埃莱奥诺·布尔桑在扔给雅各布老头五法郎后，拿着装有几千法郎钞票的信封走了，然后镇静地乘上十来条不同线路的地铁和公共汽车，非常小心地穿过有两个出口的大楼，回到家里。这和埃米尔·加莱脱去外套，坚持爬上十英尺高的墙头有什么联系呢?
雅各布先生——梅格雷最后的希望，已经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根本没有雅各布先生这样一个人!他现在只得猜想，是亨利·加莱和埃莱奥诺·布尔桑这两个人发现了加莱的秘密，在敲诈他?
但埃莱奥诺和亨利没有杀人，圣-伊莱尔也没有，尽管他讲的话有矛盾，尽管那扇院门开着，他本人把钥匙扔在蕁麻巷里，在探长声明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钥匙时，他又安排花匠找到了它。
这些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有人向莫尔开了两枪，还有埃米尔·加莱被杀害了，他的大姨说他是她家的耻辱。
圣法尔若那些人咒骂他，借以安慰他们自己，他们不断说他是个职业低贱的废物，但同时也在思索这一事实，他的死毕竟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到了三十万法郎。
亨利那天早晨觉得身体好些了，所以他把保险金存入索夫里诺银行的帐户，让他十万法郎的存款得到充分的升值，这笔钱一定要增加到五十万法郎，他才能和埃莱奥诺离开此地到乡村去生活!
她呢，也是镇定自若，用一张五法郎的纸币和一个卖报人换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或者在桑塞尔监视着梅格雷的一举一动，跑到他面前，神情安详、天真，告诉他她的一生生活!
圣-伊莱尔一直在公证人家里打牌。只有埃米尔·加莱，他再也不会在场了……他已经牢牢地钉在一口棺木里了，他的面颊被子弹打烂了，以经由那位邀请七个人共进晚餐的医生切开了，他的心脏上有个窟窿，那双谁也没有想到会闭着的灰白色的眼睛!
“左面最后那条小径，就在最近去世的市长那个粉红色大理石墓碑旁边。”墓地看管人说。
科尔贝那个殡葬员面对具体的吩咐搔了搔头皮：“一块非常简洁的墓碑，不必精心打磨，不必过于雅致，也不要太贵，但要有特色。”
梅格雷看到过类似的其他墓碑，随即他的思绪又回到那个头发略带红色的高个子女郎身上。
她不一定就是埃莱奥诺·布尔桑，不过她也可就是雅各布先生的顾客，没有证据证明亨利是她的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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