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那位埃米尔完全被那姑娘迷住了!那个时候，马来人还缺乏文化教养，尤其是穷人，他们像牛一样被人驱使……
“嗯，为了那个姑娘，加莱去求她父亲……他给他未来的姻亲们穿上怪里怪气的衣服，组织了一支完整的送亲队伍!送到一间我们已经减价的破旧的小房子里。
“那位扮演市长的人已经去世了，但你可以找到在这场戏里扮演角色的其他人，加莱真是个恶作剧大王!凡是可以使这件事成为真正的喜剧的事情，他一件也忘不掉，他致的言辞太滑稽了，弄得我们大家真的笑得在地下打滚——那姑娘被安排认真地参加的整个结婚仪式——从头至尾都是闹着玩的!……这是最大的一个玩笑!那姑娘全家都来了，还有证婚人和其他所有的人……”
税务检查员沉默了片刻，这点时间刚够他摆出一副更加严肃的表情。
“嗯，”他最后说，“加莱和她像丈夫和妻子那样一起生活了三四个月。然后他就回法国了，自然，他把‘妻子’撇在当地了
“那时我们都还年轻，要不我们不会笑得那么厉害的，因为马来人并不宽恕人。
“你不了解他们，探长。那年轻女人等了很长时间，盼她丈夫回来……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但几年后我碰到了他，他看起来老多了。在西贡一个十分阴暗的地区……
“当我在内韦尔的报纸上看到加莱的名字时……记得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见过他了。我甚至都没听到过他的消息……用刀刺的，你明白吗?现在，你已经想到了吧。这显然是报复!这些马来人为了报复可以走遍世界……他们用匕首……
“试想一下，那个小姑娘的一个兄弟或者甚至是她的儿子……受过较多的教育。他开始使用左轮手枪，因为这更实用。可后来他的本能占了上风……”
梅格雷忧郁地等待着，他只是半听着那位滔滔不绝地说话，就是要打断他的话也办不到。在一桩凶杀案中，一般都有上百个像这种类型的男子的证人。
即使不是这个人，也会有另一个人的，因为巴黎的报纸对这一案子作了大量的报道。
“你同意我的看法吗，探长?你压根儿没想到吧，是不?我把你请到这儿来，因为凶手要是知道我已经说了……”
“你说过加莱踢足球?”
“一个刮刮叫的足球运动员，一个快乐的好小伙子!是你能找到的最有趣的伙伴……他可以整个晚上一口气讲滑稽故事。”
“他干吗离开印度支那?”
“他老是说他有自已的打算，说他生来就是要享受不低于十万法郎的养老金……那是在战前。十万法郎的养老金!你能想像吗?我们取笑他，但他的神情却像教皇那样严肃认真……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他会哈哈大笑。他没有得到十万法郎，是码?我是因为发高烧才离开亚洲的……现在我有时还会发作。你要喝点什么吗，探长?我自己给你去拿，因为今天下午我把女佣打发走了。”
不，梅格雷无法再应付什么事，他也无法再忍受对方在讲马来人复仇故事时像孩子那样不断地眨眼睛。
纯粹出于礼貌，他才勉强说了声谢谢，或是淡淡一笑。
两小时以后，他在特拉基-桑塞尔火车站下了车，他已经开始觉得自在。在通往卢瓦尔旅馆的路上，他自言自语地说：“假定这是6月25日，星期六……我是埃米尔·加莱。天气热得难以忍受……我的肝不舒服……口袋里装着一封雅各布先生的来信，信上威胁说，如果到星期一还不付给他两万法郎现金的话，他就要向警方兜出一切。
“那些保王主义者从来不会一次捐出两万法郎。每次能从他们身上榨出的钱数大约平均在两百至六百法郎之间。很少有一千法郎。我要一间卢瓦方旅馆俯瞰院子的房间……
“什么要俯瞰院子的?害怕自已被谋杀吗?被谁?”他低头走着，尽量使自己处于死者的地位考虑问题。
“我知道雅各布先生事实上是谁吗?他已经敲诈了我三年了。我问过克利南库尔特路拐角那个卖报人……我跟踪过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她跑掉了，把我撇在一幢有两个出口的大楼前，弄得我毫无办法……认为这是亨利是不行的，关于他情妇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十万法郎的积蓄，也不知道他需要五十万法郎，以便能离开法国去米迪生活。因此，雅备布先生仍然是极其巧妙地伪装成老卖报人的那个人。”
他做了个动作，像一个教师用黑板擦擦去一个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问题。
他愿意忘记所有的证据、证词，重新从头开始调查起。
“埃米尔·加莱是个快乐的青年!他一定要他的朋友组成一支足球队……
他走过旅馆门口，但没有进去，而是去按了按圣-伊莱尔别墅前门的门铃。梅格雷没有向站在旅馆门廊里的塔迪冯先生招呼，塔迪冯责怪地盯着他的背影。
探长只得在街上等了一会儿。最后一个男佣人出来开门让他进去，梅格雷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在这座别墅里干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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