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据E本人事后的供词和辩护人的辩护词说，E拿棍子只是为了吓唬对方，事实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却像职业棒球选手那样大打出手，以至铸成悲剧。
C的头部被打成骨折、内出血，立即死亡。这就是悲剧的结局。
一人随地小便，引起他人有的杀人，有的被杀，这种事情已经使人觉得好笑。可是眼前的情景竟是：证人台上放着物证——棍子和现场照片，对过失杀人案件的审理在严肃进行。
法官的态度越是严肃，我越觉得好笑。“人家人都死了，你还要笑!”我这样自己警告着自己。但还是忍耐不住，终于走了出来，在走廊里笑了起来。
幸而这一案件的被告E、F、G都得到了缓期执行。C被打死，算他倒霉——这样说虽然不太好听。
像这样加上一个别名的案件，也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吧。
比较引人注意的案件差不多都是以被告人的姓名或事件的名称命名的，如“平泽裁判”、“山本裁判”、“松川裁判”等。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破戒裁判”，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当然，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了它这样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在裁判进行过程中不知何时在记者俱乐部中自然形成的。
起诉的原因很单纯，就是：“杀人、尸体遗弃”。
对法庭情况还不习惯的人，看见门口挂着这样的布告牌，都会感到相当震惊的。可是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却无动于衷，我们的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
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件。感觉已经变得迟钝的我，随着审判的深入，竟然也被带入十年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兴奋状态中。
若把审判比作演剧的话，那么，法庭有关人员，都可以说是演员。
一个或三个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和人数不等的证人，所有允许在这里发言的人，都是这里的演员，而主角几乎是在所有场合都是被告人。
但是，唯独这个“破戒裁判”，我们不能不承认辩护律师是主角。当然，不能因为一个律师在一次裁判中成功了，就把他吹捧为英雄。但是，至少在这次裁判中，百谷泉一郎律师所起的作用，确实是了不起的。
尽管如此，在这次裁判开始以前，这个人物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他只有三十岁，即使有正式的律师资格，在这个尊重资历和经验的社会里，还只能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但是，他的父亲百谷义郎，我曾经见过几次面。
百谷义郎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硬汉子，但他在进行辩论时的那种派头，总叫人感到有点矫揉造作，看着不大舒服。当但著名大律师花井卓藏曾经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人物。每个人甚至在语言和态度上都自然会和他所尊敬的人物相像的。
我曾经借用一位老前辈的话，这样直接批评过他。我本来多少带点嘲讽的味道，可是他却挺起胸脯说：“我真感到光荣!当我听到有人说我和花井先生哪怕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时，我都非常高兴，这种心情恐怕你是不会理解的。”
百谷义郎律师最近患脑溢血逝世。他虽然没有能够见到孙子出世，但有这样一个前途有望的当刑事律师的独生子，在九泉之下也会非常高兴的。
但是，百谷泉一郎能够显露头角，背后自有他独自的原因。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最近司法界的班底，匮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每个法官受理的案件，比昭和初期增多了七倍，使得他们无不叫苦连天。因此，案件的审理进行缓慢，是没有办法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增加法官的编制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年都提出增加预算的要求，但每次都被大藏省(即财政部)给砍掉了，愿望总是不能实现。最高法院院长虽然官衔和总理大臣、议会议长并列，理应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物，但在争取财政预算方面的力量，和中央各省大臣相比却大有径庭。
和法官相比，检察官的不满好像比较小些。检察官的收入，和民间公司相比，的确不算多，但有一种权利感加以补偿。使人感到，现在的检察官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差劲了。
也不知是因为检察官的质量下降了;还是因为案件多人员少，使得他们象事务官那样，工作只讲效率不讲质量的缘故。
律师也决不例外。当然，要是民事案件，处理的案件越大，报酬也相应增加。若能担任大公司的顾问律师，就是没有事做，每月也可以领到不少的津贴。若能同时担任几个公司的律师，生活就相当富裕了。
刑事律师，在经济上是非常糟糕的职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可说十有九个是穷人，有十分之六拿不起律师费，只好依靠政府指定的律师做辩护人。
但是，国家给制定的律师的报酬是微薄的。例如，审判进行三天的案件，报酬三千元①挂零，一天大约只有一千元。另外虽然有一点津贴，但是他们叫苦说单靠这点钱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不是没有道理的。连我的当事件记者的朋友，听说都有时往里赔钱;至于一天只有一千元挂零收入的律师，要是自己想去调查点什么事情，当然就得自己掏腰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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