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林战栗一下,仔细看看古罗夫。
“而您会有怎样的证据呢?证实我枪击您的小伙子的证人有吗?您决不会去组织那些很有把握地揭发并且追究刑事责任的假证人。自然再也不存在任何证据了。”
“您深信不疑?”古罗夫的声音中消失了温和的语气,他改用别的语调说起话来,“犯人有时候会在武器上留下自己的指印。”
“那是上世纪的事,今日连孩子们都不会留下指印。”
“而且奇怪的是,在那支用以使人负重伤的手枪上发现了您的指印。”
“扯谎,既然您知道得很多,我不是为作记录才说话,那时候我带着一双手套。”
“我感到遗憾,少校,技术鉴定胜过我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不是为作记录而说的,”古罗夫强迫自己微微一笑并把技术鉴定副本放在巴图林面前。
密探不喜欢巴图林,即使那样还是在进行谈话。古罗夫最初不准备将文件转交给检察院,而打算将他招募到自己帐下。他知道少校和神秘的旧克格勃分子福金很接近,巴图林本人不会是这一阴谋的中心人物,福金很适宜于充任这个角色。他不是贪求领导权的党内旧官员,其实福金完全不懂侦察工作,而是一个次要的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但他在这个世界的强人身边很明显地享有威信。只有借助于一种方法可以影响这种人,即是拥有他们的重要材料。而所有上层人物相信的事情都会引起密探的怀疑,严肃认真的密探只要他愿意就不难弄到必不可少的证据。
福金极其危险而又招人喜欢,巴图林是他的助手,这样的特工非常了不起。古罗夫编织了坚固的网,可以迫使少校通力合作,但密探不能容忍在逮捕威胁下招兵买马。他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说,在恐怖压力下工作的特工是一只你紧紧抓住尾巴的猛兽,而他只在想,怎样才能很快地挣脱,然后用牙齿狠狠咬住驯兽师的喉咙。
于是古罗夫寻求与少校接近的途径,即是人类的热爱集体劳动的途径。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巴图林把文件念了几遍,便扔在桌上。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会有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古罗夫从容不迫地说,声音中有点怜惜的意味,“您是带着手套开枪的,在这之前一小时由于漫不经心的缘故您拿了一下手枪。您是个活人,因此人类的任何事情对您来说不是陌生的。任何一个以侦探作为职业的人有时会犯最大的错误,很遗憾,这一点我是凭我自己的经验而得知的。”
“请您甭在丸药里再加一点糖,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是婴孩。您为了要把我关进监牢,就不要做这种呈文,而且您和我索兴在检察院或者在部长办公室里谈话吧。您却悄悄地把我从街上拖走,送到了这所秘密住宅。即是说,您打算把我招募。”巴图林耸耸肩膀。
“这句话我是不能容忍的,”古罗夫和气地说,“当每个侦探帮助昨天的敌人对他有利可图时。他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我提出合作建议,这是对双方有益的,短时期的却是真诚的合作,这是没有下流女人参与、没有砍去我的头颅的试图的合作。”
“当然,这是真诚的合作,但是索环在您手中,”巴图林尖刻地回答。
“对不起,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不过这是您,而不是我从谢列梅季耶沃拐走了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并且给这个小姑娘注射麻醉剂。是您,而不是我枪击民警机关的军官,只是碰巧没有打死他。我向您提出平等的合作建议,论理我应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的事情真使您感兴趣,”巴图林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打算昧心说话,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你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使我很感兴趣,”古罗夫说,不知不觉地改称你,“福金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句,请你同谢苗·彼得罗维奇商议商议,他是个高级特工。”
古罗夫看见,在提到福金时巴图林的太阳穴上的青筋颤抖了一下,但是密探用那平静的噪音从容不迫地继续说: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准备教训你,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配手。但是我向你警告,福金会使你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就像以棋阵为转移去任意摆布象棋棋子似的。他是个政客,而在政治上只有一个法则:获胜的志向,谁也不注意牺牲。我不存心离间你和上级的关系,我只是叫你注意他的本质。”
“而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正在给我准备奖品。”巴图林讥讽地回答。
“未必,”古罗夫冷冷一笔,“你和我一同工作,这是非常冒险的事业,所以古罗夫这个人物人人熟悉,他在所有特工机关里表现得突出,引人注目。但是你可以问问我的敌人,被我长期关押的刑事罪犯们,许多人不喜欢我,仇视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古罗夫上校作出了承诺之后会自食其言。当然,我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若你能帮助我,我本人就在这所住宅中把手枪还给你,这个针对你的案子也会自动地了结。我向你作出军官的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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