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梦到什么，宝贝?”
“橙色的窗帘。大大的、厚厚的橙色窗帘……”她咂咂嘴，吉米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玛丽塔用力吞水的声音。“好多橘红色的窗帘，挂在晒衣绳上，让风吹得啪哒啪哒响，吉米。飘啊飘的。就这样，风一直吹，窗帘一直飘，飘啊飘啊飘的。数不清的橙色窗帘，在一片完全看不到边际的田野里，不停地飘啊飘的……”
吉米等了一会儿，但玛丽塔却不再作声了。他怕她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昏睡过去了，像她之前很多次那样，于是赶紧开口说道：“凯蒂最近乖不乖?” “啊?”
“我问你凯蒂最近乖不乖，亲爱的。” “你妈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不过她有些伤心。” “谁伤心?我妈还是凯蒂?”
“都是。唉，吉米，我要挂电话了。头好晕。好累。”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宝贝。”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吉米?我们从没有过橙色的窗帘，对不对?” “对。”
“真怪。”她说道，然后便挂上了电话。 这是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真怪。 是啊，是很怪。摇篮时代就已经在那里的一颗痣有一天竟会突然变黑，而短短二十四个星期后，也就是你几乎已经两年不曾和你的丈夫并躺在床上、让你俩的脚交缠在一起后，你就被放到一个四四方方的长盒子里，而你那上了手铐脚镣的丈夫却只能站在五十码外，让两名武装警卫架着，怔怔地看着你入土。 葬礼后两个月，吉米终于假释出狱。他穿着和被捕离家当天相同的衣服，站在厨房里，对着已经成了陌生人的女儿微笑。他或许还记得她生命中的前四年，但她却浑然不知。她只记得后头那两年，或许再加上一些记忆的片段。她只记得自己每个周六都会被带到那个阴冷潮湿、始终飘散着一股阴魂不散的恶臭的大房间，隔着一张疲态毕露的长桌，看着这个以前或许曾在家里看过的男人;那幢建在印第安人旧坟场上，外头有狂风呼啸，里头天花板低垂、四壁渗水发霉的古老建筑。吉米站在厨房里，与女儿远远地彼此打量着，有生以来从不曾觉得自己这么没用过。他蹲下来，满心的无依与恐惧;他轻轻握住女儿的一双小手，却突然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仿佛浮到了半空中，俯视着底下这两个人。浮在半空中的那个他心里想着：老天，多么可怜的这一老一小。两个陌生人，站在破烂不堪的厨房里，打量着对方，在心里努力尝试着不要去恨她，恨她就这样抛下他们，要他们不得不守着彼此，茫茫然不知道要怎么把日子过下去。 他的女儿——这个活生生、会呼吸、甚至还没完全成型的小东西——现在就只能靠他了，也不管他或她愿不愿意。 “她在天堂看着我们哪，”吉米告诉凯蒂，“她很为我们感到骄傲。真的。”
凯蒂问道：“你还要回去那个地方吗?” “不，我永远不回去了。” “那你会去别的地方吗?”
在那一瞬间，吉米真心觉得自己宁愿回到鹿岛那个大粪坑，甚至比那里还糟的地方都没关系;他宁愿再蹲上五六年的苦牢也不愿意待在这里，被迫二十四小时面对这张陌生的小脸，面对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未来，面对他这段残余的年轻岁月。 “没事，”他终于说道，“我跟定你了，哪里也不去。”
“我饿了。”
三个字像道闪电击中吉米——哦，老天，从今以后这小东西饿了都只能找我。我得喂她养她，一辈子不得脱身。老天。 “嗯，好吧。”他说道，脸上那抹硬撑的微笑似乎随时都会飘散，“我们现在就去弄东西吃。”
吉米在六点半之前便赶到了木屋超市。他接管了收银台与乐透机，好让彼得能腾出手脚把基墨街的葛斯瓦米甜甜圈店送来的甜甜圈，还有东尼·布卡的面包店送来的一些面包馅饼排上架。一有空档，吉米便赶紧从店后端来一壶壶煮好的咖啡、倒进柜台上的大型保温壶里，然后拿来刀片，割断捆在那几大摞周日版《波士顿环球报》、《前锋报》，以及《纽约时报》上头的麻绳。他把该夹入报中的广告和周日漫画特刊一一弄妥后，便将它们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结账柜台下头的糖果架前方。 “萨尔说他几点到?”
彼得说：“他说他最快也要九点半才到得了。他车子坏了，所以得改搭地铁。他住得可远了，少说要换两次地铁再加上一段公交车，而且他说他还得换一下衣服。”
“妈的!”
七点十五分左右，店里涌入了一小批人潮。这批顾客多半是刚下了大夜班的警察(大部分来自九区)、圣雷吉娜医院的护士，以及平顶区和罗马盆地附近几家逾时违规营业的夜总会的女招待。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店里，疲惫的神情中却又透露着几许一时还松懈不下来的机警，甚至是某种终于获得解放的兴奋之情，仿佛他们是刚刚步下战场的幸存者，浑身浴血却侥幸全身而退。 趁着做完早场礼拜的人群蜂拥而至的五分钟前，吉米拨了通电话给德鲁·皮金，问问他是否看到过凯蒂。 “嗯，我猜她在我家。”德鲁说道。 “是吗?”吉米发现自己的口气中透露着一股希望，突然才了解到自己原先的压抑。 “我猜啦，”德鲁说道，“我再去确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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